昆明警方在造案报复 /刘水文集

昆明警方始终没有拿出陈艳“卖淫”的现行证据（性交时的安全套、嫖资实物和性交裸体照片或录像，以及对实物安全套、嫖资拍摄的照片或录像），况且“三个嫖客”的“口供”和“人证”都很可疑。昆明警方如以陈艳的未成年人身份拒绝公开“物证”，搪塞媒体和公众，完全于法无据；如警方以保护个人隐私拒绝公示，尚能站住脚，但是，这些“物证”律师有权验证。律师有权利对警方提供的上述“物证”，申请异地第三方（非警方机构）进行DNA检验，以确认是否属于陈艳与“三嫖客”交易时的物证；再者，这起案件已经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警方、媒体和网民有意无意间，已公开刘氏三姐妹的真实姓名和正面图像，已不存在个人隐私说辞。

昆明警方被燃烧的报复心完全抹去了人性，在“卖淫”物证没有得到确认时，即将刘仕华逮捕、陈艳收教半年，只能说明他们造案的心虚和迫不及待。公众有充足理由作出判断：昆明警方是在故意构陷、污名化陈艳和刘仕华。

公众和媒体一直有一个误区，有必要在这里指明。按相关法规，“卖淫嫖娼”满16岁的男女当事人，都被当做成年人，只有刑法规定的14岁是一个界限，14岁以下、包括14岁无完全行为能力，不用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管女当事人是自愿还是被迫，不管是否发生财物交易，男当事人都构成强奸罪，女方无责。所以，以陈艳的未成年人身份说事，在法律上无任何意义。只有抓住物证，才是关键。

从以上分析可见，昆明警方造案和报复执法的事实，都得到坐实。二者在逻辑和目的性上是连贯的。

其实，现在回头看，在陈艳被行政拘留5天那时起，昆明警方就已经决定对陈艳收教半年，只是未对外公布而已。再次印证警方的黑恶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

按照法律规定，对“卖淫嫖娼者”可以罚款放人、也可行政拘留后放人，也可罚款、拘留后转为收教或劳教。陈艳属于拘留后收教，加重处罚。

现在警方没有向公众和律师公示物证，这个漏洞律师可利用，还有补救措施：陈艳可向昆明市公安局或五华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如维持原裁决，还可向昆明市中级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但是效果不容乐观。云南司法厅已找这个当地律师谈话，云南所有媒体噤声。这些都足以证明，昆明市公安局和地方政府在联手造案。

只要昆明警方造案陈艳“卖淫”罪名成立，那么，刘仕华的“容留卖淫罪”随之也成立。借陈艳整治刘仕华，这是昆明警方想达到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救人当然是首选，但是救不出人就要穷尽所有法律救助手段，媒体和律师就要步步紧逼昆明警方，将他们的丑行公开化。此案是一桩极具司法制度、网络民意、社会学和制度意义的案例，警方可以无视刘家的生存尊严和人身权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此案留给社会的宝贵遗产。

还有一个事实证明昆明警方在故意造案：昆明警方当初是抓刘芳芳和刘莉莉涉嫌“卖淫”，将全家七口关在派出所长达数天，刑讯逼供，而陈艳和刘仕华等5口家人，跟这对小姐妹被栽赃的“卖淫”案毫无瓜葛。全家释放后，刘仕华依法上访、高额索赔，让昆明警方颜面尽失、社会压力空前，于是他们暗地里寻找陈艳卖淫证据，展开疯狂造案报复。非常荒谬的是，陈艳在刑讯逼供下认罪“卖淫”，当地政府就给她安排清洁工工作，现在她翻供，立马被收教半年。这是昆明警方敢于造案的心理和逻辑起点。

此外，尽管云南发生几起极端恶劣的个案——躲猫猫、杜培武案和法官拷押律师等等，但都是对当事警察作出轻微处罚，根本未撼动局长、厅长、院长，乃至行政长官。这让这些首脑人物为了警方脸面和地方形象而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他们很明白，即使造案陈艳卖淫败露，不过是处理几个当事警察，丝毫不会影响自己的官位。冒险和侥幸心理，才使得他们如此疯狂变态，毫无底线。

公众给予云南当局查清真相的四个月时间足够充足，但是，公众在时间上作出的妥协和宽容，并未换来当局的诚实回报，相反，则是变本加厉。

昆明警方已经丧失公信力，那么，一切凭物证说话，让复杂化的事件恢复它原本简单的面目。

笔者顺便说道一下跟“卖淫嫖娼”相关的处罚方式。

收教与劳教的共同处：二者均属于行政处罚，不经过检察院与法院审判。但还有轻微差别，收教是县（区）级公安机关就有决定权，而劳教须公安机关向市（省）级劳教委员会申请才可作出决定。

不同处：期限不同；关押场所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囚犯类型不同。

县级政府就有权设置收容教育所。收容教育所专门关押“卖淫嫖娼者”，不会关押其他“罪犯”，这是跟劳教所最大的区别之一；收教期限半年——2年；收教囚犯要自理所有费用：伙食费、医药费、囚服费和管理费，但是收教所管理跟监狱一样，没什么区别。收容教育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死角，自己掏钱坐牢，还要做苦役，普通人并不了解收教制度。

劳教所是关押那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人员，所犯“罪名”参照刑事犯罪罪名。按照劳教法规，劳教是行政上的最高处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劳教期限1年——3年；劳教犯不用自费，但也要做苦役。那些劳教的现役军人的军籍和公职人员的公职都会保留，释放后可恢复。公安机关上报劳教委员会就被批准。劳教所也关押“卖淫嫖娼者”，但只限于同罪名的累犯，这是跟收教所“卖淫嫖娼”初犯的区别。

收教所和劳教所在管理上已经监狱化，都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收教犯掏钱“坐牢”有甚于监狱。收教犯和劳教犯，都不经法院审判，也不构成犯罪，但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却被公安机关剥夺。可见，这两个制度是对中国人权最大的侵犯。世界上独一无二、公然剥夺公民自由的这两个罪恶制度，一直以来受到法律界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剧烈抨击，但是毫无收效。这已经不是司法弊端，而是制度安排上的重大弊端。

与收教名字上很接近的收容遣送、收容审查，三者又有区别。收容遣送制度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被取缔，改为救助站，原来是专门关押“三无人员”（无固定居所、无固定工作、无合法证件，简称“三无”），关押处所一般叫收容遣送站或收容遣送中心，由民政局管理；收容审查制度在1997年被取缔，收容审查站（所）原是公安机关专门关押那些有犯罪嫌疑，但警方尚未取得证据的人犯。公安机关独家就可决定收审人犯，不需要经过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批准，跟看守所关押的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犯人不同，但在关押条件和管理上，比看守所更黑暗。

昆明警方不公示陈艳与“三嫖客”性交时的安全套、嫖资实物和性交时的裸体照片或录像，以及对实物安全套、嫖资拍摄的照片或录像。我敢以人头担保，昆明警方在造案、构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