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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台新问责制太儿戏 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纳入七种问责情形，包括决策严重失误、滥用职权引致群体事件、处置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失当、违反干部任用规定等，问责方式则分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级。
中央发布新的问责规定，是试图将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但是，新问责制的形成、出台均未咨询民意，问责的实施更未引入人大的监督，遑论引入公众和舆论监督，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规定，也是一个太过儿戏的制度。
经历胡锦涛、温家宝主政之初的沙士问责风暴，经历去年山东火车相撞、河北三鹿毒奶粉、山西襄汾溃坝等问责事件，内地民众对于官员问责制已不陌生，最关注的是被问责官员易地为官、东山再起的问题，其中备受非议的包括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隐瞒沙士疫情而辞职，后来出任山西省长，又因襄汾溃坝造成276人死亡而引咎辞职；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监管司副司长鲍俊凯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被问责，后来竟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中央新出台的问责制并未体察民意对高官复出的不满，只是规定辞职、免职的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复出也只须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言下之意，这些官员只是被停职一年，就可能逃过纪律处分甚至法律责任，一年后只要「朝中有人」，就可官复原职，这岂不是没有堵截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漏洞，反为他们复出大开方便之门？
从近年内地问责制的执行过程来看，要让官场震动、警醒，与其让官员停职一年，不如让网民放言一段时间。这就是民意监督的威力，也是问责制必须引入民意监督的原因。荒唐的是，内地各大网站公布新问责制时，竟然不准网民跟帖评论，如此拒民意于门外，被问责的官员自然高枕无忧。（200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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