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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晚年尴尬之语 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海内外哀悼、称颂之余，也引爆中共治下有没有国学大师之辩论。有网友提出一个相当吊诡的命题：「不和党（中共）走的近一点，能被封为大师吗？走的近了，还能成为大师吗？」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佛教史、吐火罗语和中印文化交流，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以儒释道、诗词曲为主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有距离。同为学界泰斗、也在前日辞世的任继愈，曾形容季羡林的学问是：「操非中非西之学，治非古非今之术。」季羡林曾坚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倒是能代表其一代学者的认真。
季羡林与名作家巴金在晚年有两大相似之处：一是对文革的反思，巴金着有《随想录》，季羡林出版了《牛棚杂忆》，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反映；二是被当局奉为国宝、捧为花瓶，巴金在上海华东医院住了六年，季羡林也在北京301医院住了六年，每年都有高层探望他们，成为中共关心知识分子的象征。
不过，季羡林晚年引起争议的话题多些。2005年8月，季羡林曾撰长诗《泰山颂》，其中，「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之句，被质疑是有违民情的谀词。季羡林还曾在《忆往述怀》中呼吁：「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借用似懂非懂的话，发出官式号召，也被质疑有损其学者风骨。
可见，季羡林晚年，享受荣耀之余，难免也有尴尬之语。毕竟，人无完人。这令季羡林更真实，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总体上无伤其治学为人的风范。（200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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