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荒唐中国——“右派”派竟成了“反动”的代名词

   在敝人的博客评论栏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论：

   “不要分什么左、右派好吗？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喜欢将人群分为左右？”

   正是这些评论，促使我写下此篇文章：——左派与右派，其实是近代和现代世界史上惯用的政治词汇。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例如：国共两党相争之时，中共就自称为“左”派。称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右”派。而将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为代表的“民革”称之为“左”派。还有，将政治立场倾向于国民党的文人称之为“右翼文人”，反之，则为“左翼文人”。或曰“左派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

   1949年之后，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定势——即：代表正义、正确、真理的一方，即为“左”派；反之，则称之为“右”派。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自认为代表“正义”的乌有之乡“革命群众”，理所当然自称为“左”派，或“左翼”。开口闭口，则称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人士为“右”派、“右翼“，或“极右”、“极右翼”等等。

   所以，有些网友的质问岂能不令李悔之感到有苦难言——因为并非是李悔之硬要把中国的民众分为左、右两派！

   本来，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自古以来，莫不如此。这种现象，中国如此，在西方自/由/世界更不例外。

   其实，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左、中、右政见之争，本来是一件好事——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一种物体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由“绝对正确”的一方发话的时代，绝对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而只有允许左中右不同的声音并存，才能令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才能使整个民族保持勃勃向上的生机。

   所以，“左”派与“右”派，只是两个政见不同群体的不同称谓。没有“正义”与“反动”之分。所以，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左派”与“右派”，都是中性词（当然，极左与极右除外）。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是“正义”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左、右两翼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相互监督，使国家政治体制良性运行，并产生强大的纠错能力。

   然而，当代中国，尤其是从1949年之后，中国“左”派，则成了代表人民正义力量的一方。而“右”派，则成了“与人民为敌”的少数派。是代表“反动阶级”或“反动势力”的一方。“右派”，也随即成了“反动”的代名词。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的极短一段时间里，“右”派的政治生存空间一度有所改变。但自“西×墙”事件发生，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我党对“右”派的态度便故态复萌了。

   “右”派，在世上绝大多数国家中，本来是两翼政治力量的一极。没有“正义”与“反动”之分（极左与极右除外）。然而，在“特色”中国，“右”派却成了反动的代名词。“右派”一词，在中国大陆也随之成了贬义词！

   嗟乎，荒唐中国！

   悲哉，可怜的中国“右”派！

   二、中国的“右”派果真是“反动”的吗？

   政治实用主义思维，是当代中国“右”派成为“反动势力”代名词；“右派”，则成为“反动”同义词的思想根源。

   这里所谓“政治实用主义”，是指“目的高于正义，目的高于原则”的实用主义行为。“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是：为了目的，可以忽视正义；为了目的，可以放弃原则；为了目的，可以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现实需要划分敌友，设置假想敌。这里仅举一例：在国共两党相争时期，中国的“资本家”，曾经长期是我党极力拢络和争取的对象——即所谓“统战”对象。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后，权柄在握的我党，对资本家的态度不久便发生重大变化，先是对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资本家只领取5%股息。到了“文革”之时，资本家更成了专政对象，不但股息被取消，还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迫害。无数资本家被抄家、揪斗、没收家产。亲友的上学、参军、招工亦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邓小平上台之后，资本家不但得到了平反。“文革”中所受的损失还得到一定的赔偿。其政治地位也不断攀升。到了第三代领导核心执政之时，过去被重点斗争和专政的对象，却被执政党张开怀抱，热情邀请入党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又重新成为“工人阶级必须接受一切领导”了！

   正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这是何等滑稽、荒唐的现实！

   八十多年间，我党政治实用主义表现举不胜举。囿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举。

   而当代中国“左”与“右”的划分，更是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思维下的产物。用最简洁、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顺我者“左”，逆我者“右”！可为我利用者“左”，不可为我利用者“右”！……

   一提起右派，上了年纪的人立马会想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下旬那场使无数人和家庭惨遭不幸的“反右”运动。

   其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阳谋”打倒的中国“右派头子”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罗隆基、彭文应等人，在国共相争时期，与史良、黄炎培、邓初民、洪深、张澜、彭泽民等著名民主人士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政治立场几乎完全倒向中共一边。为中共争取民心、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之时，这些曾为我党的红色江山立下不小功劳的“左派民主人士”，却因言获罪，一夜之间突然从“同志”成为“反革命右派”。其中冤屈，不言自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党为了表示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和拨乱反正的精神，公开对当年的绝大多数“右”派进行了平反。然而，基于不动摇自身合法性的考量，我党还是给“平反”留了一条尾巴：——即：不给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罗隆基、彭文应等所谓的“右派头子”平反。理由是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坚持认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既然没有错，却又要进行“平反”，这是何等自相矛盾！

   而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罗隆基、彭文应这些人果真是“反动”的吗？且听新华社的一篇报道：

   “1982年11月15日,民盟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为民盟一、二届副主席,三届中常委章伯钧的骨灰移存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1985年11月11日,由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的“章伯钧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肯定了章伯钧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做了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也为已故一、二届副主席罗隆基举行了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同样肯定了他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没有我党的默许，民盟中央无疑不敢对章伯钧和罗隆基予以如此评价和和礼遇。

   其实，中共是变相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平反”。也即变相承认当年的“反右”完全是错误的。——试想：如果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当年与我党的矛盾真正是“敌我矛盾”，这些“右派头子”果真是“反动”家伙，我党能予以章、罗如此礼仪吗？！

   而另外五十五万“右”派——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