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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转载）
基督信仰在中国得以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素有专精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我们很难找到什麽能在文化思想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信仰思想在中国生根，且使中国人拥有真正的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国人的文化思想观念。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思想观念的冲突。为什麽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就这么难呢？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思想观念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一、国人的文化思想观念一直缺乏信仰精神
中国文化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骨子里缺乏的是信仰精神。
信仰是文化的核心。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人的存在是要有意义的。“因为我活著，所以我活著”，这有点堕落入了动物的生存状态。人活着，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若没有意义，人活着实在没有意思（现在不是常听见这句话吗？）。
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因为信仰这样重要，所以耶稣基督提出的最大诫命才会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 22：37-38）就是说，耶稣基督明确告诉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我们不要狭隘的理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爱，而是对上帝的圣洁公义、正直信实、怜悯饶恕等“真善美”的“追求”。这才叫“对上帝的爱”---不是讨好、贿赂、袒护。
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高度却很少有对上帝的追求，也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信仰。
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麽，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著中国的标记。
但道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
佛教传进中国。约一百四十年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它很少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未能行通──《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
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儒家那样的抵制。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因而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相当于关公战秦琼。
而且它很少有其它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生彼岸”和“自省谦卑”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实用主义，有的只是这样的追求：鹤发童颜、得道成仙；它的追求方式，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反省，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这个仿造品，造得并不逼真。
佛教在中国没有真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是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中国文化思想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排异反应非常强烈。
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徵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
《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夥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许多地方，庙里的香火鼎盛，商店里都供著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是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人气就最盛。
许愿、还愿，这里面暗藏着多少的功利心态，这种“投资行为”、“交易心态”。不是去信奉，而是去跟神灵讨价还价，去讨好处，而且还必须先得了好处，后还帐（要不就不信你了）。
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包藏着多少个人的私欲；每一把香，燃烧著多少世俗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有人说：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麽？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成全“上帝的美意”、“上帝对人类救赎的美善计划”。是为全人类。
二、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
由于没有信仰，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难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化上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不堪一击；一向非常自傲的中国，不自豪了。这让国人惊醒了，国人开始想，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自然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搞“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实用主义思想失败了。
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虽然制度变了，我们仍是失败。于是就反思到文化层面，就有了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要有工业、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
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后来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
这时发现，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背后，其实是基督信仰精神为源头。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全善、全智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真正意义的科学与民主并不能扎根、生长。国人现在仿效西方的种种举措大多变味就是很好的明证 。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中，而中国自己之所以长不出来这两样真正的东西，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使之成长的精神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信仰的根基、氛围，所学来的只是皮毛！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苦思冥索了一百三十多年后才发现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诗人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确，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靠那外表上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
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仅仅是找到了科学和民主的外表，还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信仰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就使人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问题与之有关。
老子的文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很难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这些事就比较多。
与“自然主义”相联系，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得多么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我们的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麽用”。学习有什麽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麽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耶稣基督却教导我们：“要爱慕真理、追求良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你们只要求上帝的公义良善的国度，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不要处处讲实用、讲好处。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行了三十五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毫不动心。
受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有用的部分就最容易接受。五四时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就连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接受的还是不够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
这是对科学实用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求真精神。科学中的实用部分，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没能很好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第一生产力”吗？但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
科学精神是以寻求真理态度，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目的，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创造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精神的真正了解，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认识上帝作为的一种方式。科学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读上帝的奥秘，“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有限的人类永远需要寻求正确认识上帝的无限。
人作为有限的存在，难免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所以就需要谦卑地接受那最高智慧者上帝的指引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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