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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性自由观念 綦彦臣
就《诗经》的情色描写来说，它确实是一部性启蒙教材。《关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直白地表达了人之于“性”的自由想象，尽管这首诗被孔夫子曲解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诗经》真正的性自由权利之表达端在于：第一，女性的主动表达被认可，并且有其历史合法性；第二，女性的获取愿望得到了自然而然的满足，为日后女性权利的申张铺下了未来之路，尽管这样的权利最终归于权力女性如武则天、慈禧那样的人；第三，女性有选择逃离父权统驭的冲动并最终得以实现，它可视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文学的历史源头。
《国风•召南、摽有梅》一诗，产生于约今湖北北部，女诗人（或曰诗中的女人公）表达说：
季节已到梅子落，
尚有七成留在枝上。
有心和我相爱的小伙子，
现在正是好时光。（2：9-1）
梅子又如雨落，
三成尚待收获。
有心娶我的小伙，
机会不能一再错过（2：9-2）
梅子全然落地，
获者须用簸箕。
谁若有心和我云雨，
开口莫要迟疑。（2：9-3）
如此大胆的直白要求，就是放到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也不乏“过度开放”之嫌。但是，先民时代里的如此表达绝非偶然，如《国风•玉风•丘中有麻》仍以女性口吻表达，诗曰：
土坡有一片麻地，
情郎在那里留下柔情蜜意。
既生深情，
还盼见到你优雅的步履。（6：10-1）
土坡上还有麦田，
我与你曾共云雨时光。
既有云雨，
更盼我俩野宴欢畅。（6：10-2）
先民时代不仅女性有权主动表达性要求，而且还会主持重要的宗教活动，如《召南•采蘋》有云：“祭品放何处？祠堂窗户旁。今日谁主祭，小女能担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女性性自由的政治原因在于姬周王朝对其女性祖先有着深厚的宗教敬仰，如《大雅•生民》有云：
周王朝能有初代之君， 是因为姜嫄生下了儿子。 如何能生下儿子？ 是因为她向上帝献了燔祭， 祭时祈祷得后嗣。 姜嫄踩上上帝留下的足印， 神灵使他有了孕育。 胎儿在她腹中踢动， 这个孩子将叫后稷。（17：11-1）
《生民》一诗表达圣灵感孕的宗教观念要比希伯来文明的同类表达早一千多年。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文化巨人孔丘的历史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先是《史记》称孔丘父母野合（即本节所描述的性自由）时向尼山祈祷，而后是汉代经学神学的演化，如《春秋•演孔图》称“孔子母征在游于大冢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至于说到女性获取愿望得到自由而然的满足，则以《召南•野有死麕》（麕，音“菌”，无角小鹿）与《郑风•风雨》为代表作。前者是少年纯情之恋，后者则是情人间的风雨怀人的激情相会。《野有死麕》中的场景描写细腻，充分说明女性在性行为方面要比男性高超，最后一段（2：12-3）说：“女说哥哥莫慌张，弄我小裙出声响，长毛小狗会汪汪。”与这个少女少男之间的性行为场景相比，《风雨》超乎生理要求之上，尽管生理要求很重要，诗中说：
风声裹着急雨，
院中鸡鸣，
此刻见到你，
怎么不能情火骚动。（7：16-1）
雨淅沥夹风声，
窗外鸡叫，
风雨中见你，
想思病顿然全消。（7：16-2）
风雨遮暗天空，
鸡叫不息，
此时相见， 正可相携入云雨。（7：16-3）
超乎性自由之正，其精神内核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因此，《诗经》近乎“大胆”地鼓励男女私奔。《王风•大车》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大车驰有声，
车蓬荻色青。
让我怎么不想你，
只怕你不敢来解忧情。（6：9-1）
沉闷此大车，
赤玉颜色为车衣。
怎说不想你？
怕你不敢私奔了相思。（6：9-2）
活着同室欢，
死后同墓眠。
为求你信任，
我敢对着太阳发出我的誓言。（6：9-3）
至于有多少古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了私奔的方式逃离父权的辖制，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史记•司马相如传》里的卓文君因相如的勾引而逃离了卓王孙家族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不过，此时的卓文君已是有性经验的寡居者。
“性经验——脱离夫权”作为情色社的另一个特征，在中国历史上顽强地存在，以至于代周而立的秦帝国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时以立法的形式禁止这种现象。当时在会稽山上的碑文有云：“夫为寄猳（猳，音“加”，公猪的意思），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此句话的含义是：作丈夫的和别的女人通奸（象公猪那样乱配），妻子杀了她，不定罪，这样，所有的男人就会遵守道德规范；做妻子的跑掉另嫁，儿子不能认她作母亲，这样，人们就会被清白的风气所感化。从这一点上看，秦帝国的统一不只是政治与文化专制时代的来临，也是性禁忌时代的来临。秦以法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但其治世的道德功利却是与儒家如出一辙。秦的碑刻法令，逐渐演变成了专门惩罚女性的骑木驴的虐待与窥视的狂欢；孔夫子的“乐而不淫”逐渐演变成了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为大”的反动训条。毫无疑问，一部专制的历史也是极度压抑女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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