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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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是怎样成为苏联帝国的“当家人”的？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没有尊严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为“不朽的导师”的？或者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数量巨大的人们，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却要一致同意服从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这些人握有权柄的话？”为什么俄国文化传统中的健康力量，为什么那些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好人”，却无法阻止斯大林作恶？布伦特和诺莫夫通过研究斯大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如下结论：“立足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换言之，斯大林不受国家机器和法治体系的制约，一个人便让整个国家“流氓化”和“黑帮化”。这个领土广袤的大帝国，是斯大林一个人的帝国，正如本书指出的那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权力来自于一套比写在纸面上的苏联宪法更重要的“潜规则”。他用催眠的方式巩固绝对权力，“医生阴谋”案件正是他实现催眠的最佳材料。

   斯大林没有朋友，所有人都被他看作潜在的敌人。他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借他人之手来完成。他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心领神会，随即下令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严刑拷问出来的，其中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供词迟早都用得上。材料立即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审查并给出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他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干部。”在此过程中，他是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晚年的斯大林更加密集地逮捕亲人、故人以及身边人的家人，他越来越多疑，他要以此来考验他们的忠诚，考验他们的忠君感情。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加里宁、作为外交部长和政治家委员的莫洛托夫、以规划莫斯科城和修建莫斯科地铁而获得声誉的老战友卡冈诺维奇、每天都在他身边忙碌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于自己家中发生的灾难只能不露声色。斯大林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对于他们不发怨言感到满意。斯大林下令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勃•索洛蒙洛芙娜逮捕，最终将这位可怜的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枪毙了。可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都在斯大林身边连续工作十四至十六个小时。这种令人震惊的不道德的残酷行为，表明斯大林离正常的人性多么遥远。在这位伪君子的假面具后面没有任何神圣、高尚、正派的东西，他在酷似恐怖影片的生活中高超地扮演了许多角色。

   晚年的斯大林本应是一名呆在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这个病人却主宰着国家的命运：他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坏人，全国上下便一起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坏人；他说这个亲密战友是美国的走狗，全国上下便一起说这名革命元勋是美国的走狗，这就是《动物庄园》里出现过的场面，这就是绝对权力的可怕——“权力自己在播种恶，常常成为恶的由来。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以为此设立界限。但随后，为恶的权力的统治设立了界限的那个权力本身又成为恶的。这以循环是没有出口的。”斯大林的作恶，践踏了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毒化了社会的精神氛围。他的长期当权以及为所欲为地作恶，表明流氓才是“恺撒王国”的主人。别尔嘉耶夫洞悉了俄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专制主义精神传统，他用“恺撒王国”来定义此种传统。

   斯大林将个人崇拜推展到顶峰，然而，人们与其说是“爱”他，不如说是“怕”他。让民众“害怕”的统治其实无比脆弱。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分析说：“斯大林的生与死证实，作为个人专政表现形式的独裁在历史上是非常脆弱的，它会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灭亡、消失。斯大林永远不能也不愿明白，真正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居于顶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参加选择本身命运的联合体。”由此，英国哲学家波普乐观地断定，独裁者和独裁制度必然败亡是历史规律：“所有的独裁者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手段来更替政府。独裁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斯大林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去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在苏共二十大上发布秘密报告，苏联社会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


   自作孽，不可活

   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历史时沉痛地指出：“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迫害者一方，甚至将那些牺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堕落。”戈尔巴乔夫宁愿失去斯大林体制所赋予的权力，也要让国人告别扭曲人性的斯大林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他仍然欣慰地宣称：“直面于亲友的目光，我一点也不感到愧疚。将俄罗斯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将政治犯解放出来，而且，打破了那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监狱的铁幕，这一切不正是我艰难地活着挺过来的收获吗？”正是斯大林将这个国家变成了残酷的斗兽场。《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引用了一份官方文件的记载：古拉格群岛中的许多囚犯处于“健康几乎崩溃和心理极度压抑的状况”，这份文件还略带感情地写道：“许多人失去了他们做人的尊严。”这两位历史学家不无感叹地说：“失去‘做人的尊严’的岂止是医生们，这个处于极度的不信任和国家暴力的持续威胁之中的社会，到了文明能够忍受的极限，它破坏了全体人民的‘做人的尊严’，构成了对全球文明的威胁。”

   撒旦的身边需要一群小鬼的帮助。斯大林最懂得如何驱使小人，将他们榨干之后再消灭掉。克格勃的历届领导都被“当家的”除掉了，可那么多人还在前赴后继地追求这一令人畏惧的职位。斯大林重用许多“戴着白手套的侍者”，比如安全部副部长和专案重案调查局局长留明。留明的一个同事描述他是“半开化的、愚笨的、天性上自我中心的一个骗子，他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把死的说成是活的”，他是一个残酷、狭隘、粗俗、总是心怀恶意的人。他折磨和审讯犯人，甚至包括前老板阿巴库莫夫，第一次审讯这个安全部前部长时，便毫不留情地一拳打在其嘴巴上。留明持续审问那些年迈的医生，导致多人死亡。他不怕同事的谴责，因为“老大哥”欣赏这种残忍。这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农民子弟，这个曾因贪污而被免职的农村合作社图书馆的管理员，刚刚三十八岁就火箭般地升任安全部副部长，他是怎样获得升迁的呢？“他懂得那个更大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自己完全是他的工具——他的行为反映了这些比他更有权势的人的行为。他的成功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他害怕他对别人作过的事最后落到自己的头上。最终果然如此。”两年之后，留明被逮捕并被处决。

   维辛斯基也是斯大林重用的爪牙。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总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部分人在最后的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的指控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他通常会以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语结束他的宣判书：“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如果说希特勒是一名不成功的画家，那么维辛斯基则是一名不成功的抒情诗人，他的宣判书即便是宣判死刑，也写得如此煽情，激起了法庭上安排好的听众们热烈的鼓掌。

   斯大林亲手打造了整套极权制度，并将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当这套制度僵化定型之后，他本人亦成为牢笼中的困兽。像一手遮天的毛泽东晚年经常感叹“没有自由”一样，斯大林也时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争取“自由”，这不是故作矫情，而是生活的实况。僵化的体制将领袖变成最大的囚徒，领袖是作茧自缚。晚年的斯大林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越来越深居简出。他在会见高级官员时，脸色阴沉，不苟言笑，询问的问题也东一榔头、西一棍子，让人摸不清除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他故意制造这种高深莫测的氛围。他会突然之间将某人从“近卫军”的圈子里剔除出去，不动声色地将其晾在一边。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因而惶惶不可终日。这是自凯撒以来帝王们喜欢的伎俩。只有少数与斯大林一起生活的人，才多少了解他内心的想法。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父亲在女儿眼中居然是此种形象，这是何其可悲。

   古语说得好：自作孽，不可活。斯大林是这样一种“下流人”：他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死。他经常像训斥宠物一样对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一样完蛋？”然而，像猫一样完蛋的是斯大林自己：当他中风之后摔倒在别墅的地板上时，他最后一刻拥有的意识，一定是上帝对他的嘲弄——正是他亲手制造的“犹太医生”案件，使克里姆林宫的医疗系统陷入瘫痪，甚至使他本人丧失了最佳的疗救时机。杀死斯大林的斯大林本人：他杀死了一批最优秀的医生，当他中风倒地的时候，身边没有医生，警卫不敢不经过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的同意就叫直接医生。当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接到报告之后，先驱车来到斯大林的别墅，探视斯大林的病情。经过紧张而漫长的讨论，他们才决定招来著名的心脏病医生卢科姆斯基教授。此时离斯大林死去知觉已经十二个小时，最好的抢救时机已经失去了，斯大林的身体已经部分瘫痪，并且丧失了言语能力。而就在医生抢救斯大林的最后时刻，他的同僚们却离开他，去召集会议瓜分留下的权力真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斯大林的最后时刻：“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开始为他按压，想办法恢复他的呼吸。说老实话，我很可怜斯大林，那个大汉完全是折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