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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来源：观察
“对于苏联来说，二十世纪是从一个帝国的灭亡开始的；而世纪之末，以苏联从世界地理版图上消失为标志。”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不无惋惜地发现，沙俄帝国和苏联帝国的崩溃构成了二十世纪苏俄历史的一首一尾。“八·一九”政变失败之后，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封锁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工作的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料到莫斯科居民对他们的愤恨居然如此之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匆匆销毁部分绝密文件之后，不敢从正门出来，而是乘坐连接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一条专门地铁线路溜走了。这一走，便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将近两千万的苏共党员、超过四十万的苏共基层组织，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捍卫党中央呢？相反，大楼外的抗议者当中的许多人都是苏共党员，在此后短短几个星期里，便有百分之九十的苏共党员宣布退党。那么，为什么这部貌似强大、使全世界恐惧的“苏联领导层”机器突然之间便陷于瘫痪之中呢？当时刚刚卸任总理职位半年多的雷日科夫，后来也在回忆录中提出这样的难解之谜：“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历史学家皮霍亚用《苏联政权史》这本砖头一样厚的书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苏联解体前后，他担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领导人长达五年之久，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接触到当时刚刚转移到该档案馆的许多重要档案，其中包括苏共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全会的档案、国际会议和各国共产党谈判的记录、政治局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以及苏联历任国家元首、共产党总书记、政府首脑等人的个人档案。在此基础上，皮霍亚写成了《苏联政权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基本上完成了自己预先设定的任务：“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与其他学者不同，皮霍亚破解苏联政权的黑幕，是从一本保密的《一号自动电话使用用户名册》着手的。苏联时代，人们都知道有这样一本手册，但普通人绝对不可能亲眼看到。这本手册有红色的硬书皮，封面上印有苏联国徽和“政府一号电话系统”的字样。它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新印刷，因为上面的人员会发生变动：有人新加入其中，有人被排除在外（失势、退休或去世）。一号电话系统的用户，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一些政治评论家和总编，高级将领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各部委领导人，大型工厂厂长和著名大学校长等等。“使用这种电话的官员打一个电话，就可能对某个工业部门或文化部门、对某个工厂或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人产生某种后果。”由此可见，“电话权”确实是寡头政体权力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苏联的政治精英梦寐以求的目标，便是自己能名列其中，这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最高的权力平台，并且可以享有别墅、警卫、豪华轿车、特供商品等等。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最后一次印发的《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中，共有六百多位大人物的姓名。这个群体就是叶利钦所说的“少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权阶层”。
皮霍亚进而指出，苏联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最高管理层，首先掌握在四个主要部门的领导人手中。这四个主要部门是：老广场（苏共中央机关），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卢比扬卡（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阿尔巴特军区”（国防部）。这四个部门的领导，在大部分情况下又都是苏共政治局成员。所以，一般人都清楚，政治局是权力的核心。但是，尽管最高权力掌握在政治局，政治局本身却并非一个经由民主讨论而形成决策的机构。换言之，政治局成员的投票权通常是“虚拟”的。在苏联历史上，许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命令是由少数几个领导人作出的。例如，在卡廷枪决波兰军官的命令，并未经过政治局讨论，而是由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国防部长）、莫洛托夫（总理、外交部长）和米高扬（副总理、外贸部长）四个人作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斯大林一个人作出的。而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作出的，当时在场的有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契尔年科（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决定都是事后才在政治局经过一个“追认”的程序。那些在政治局中相对边缘的成员，类似于中国清代军机处的“打帘子军机”（刚刚进入军机处的新人，负责为大家撩起门帘），谁敢表达不同的意见呢？
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不完全是“人治”，在七十三年的统治中，它形成了自己的结构模式，也许可以形容为“党治”。皮霍亚认为，苏联的政权属于隐藏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后面，使用苏维埃选举的群众性共产党组织进行伪装的寡头政体。也就是说，共产党垄断了权力的源泉，“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制度是靠政治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的核心，正如一九七七年的苏联宪法规定的，是共产党。作为社会政治结构要素之一的多党制度，是完全遭到排斥的，就像共产党本身内部不允许存在不同思想派别一样。苏联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将政权的决定传达到最广泛阶层民众中去的工具，是思想控制与监督的工具。”这种模式是党能够夺权和掌权的关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竭力学习这种独裁党的组织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国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国民党没有学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故而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失去了大陆政权；而共产党对苏联体制心领神会，甚至作了若干创造性的发展，故而能席卷大陆，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自豪。但是，这一权力结构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党政不分，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苏联，政权的覆灭与党的覆灭是同步的，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就不得不宣布苏共是非法组织了。而在海峡两岸，今天的国共两党又形成了一对有趣的对照：彼岸的国民党正是因为党国一体化尚未彻底，所以才能在民主化过程中脱胎换骨，没有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彻底消亡，甚至还卷土重来，经由民主选举而再次执政；相反，在此岸的中国大陆，党国一体化的格局在“六四”屠杀之后的二十年间日益强化，由于掌权者拒绝尝试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在未来的变局中极有可能与“新中国”一起“玉石俱焚”，不会有国民党那么“好运”，那时候，共产党才知道求为国民党而不得是什么滋味。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能够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为民众提供精神支持的时代，这套党国一体的制度尚能保持高速运转，即便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残酷的卫国战争，亦没有陷入瘫痪。而当共产党主义理想破灭之后，这套体制便只能依靠惯性运作，领导人也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七十年代，西伯利亚地区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的发现、开采和出口，让当局获得了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都被制度的黑洞吞噬了。有了这部分财富，反倒让当政者如同吸食了麻醉品一样，认为既然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制度的危机便被克服了。殊不知，大雪积累越多，雪崩的后果就越严重。从意识形态的灌输到物质的赎买，这就是斯大林的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差别，也是毛泽东时代与胡锦涛时代的差别。另一方面，由于丧失了最起码的自信，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统治者心惊肉跳，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门将克格勃当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放。对此，皮霍亚论述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新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最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政，对任何异端思想加以迫害，彻底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其能够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而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与之相似，胡锦涛时代，共产党当局既无力掀起庞大的群众运动，也没有信心让民众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了，而只能如地下党般使用秘密警察来逼迫和骚扰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可谓黔驴技穷、抱薪救火也。
“八·一九”政变为何在短短三天之内便失败了？是否政变的发起者们真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要么是“没有骨气和没有主见的无能之辈”，要么是“精于盘算、等待机会不择手段为自己捞取好处的投机分子”？皮霍亚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参与叛乱的不是一群窝囊废，他们的政治经验一点也不亚于政敌，他们几乎控制了党务、安全部门、军队、立法机构、宣传部门等所有的要害机关。所以，他们的失败不是他们个人的无能或软弱，而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经过几年的公开化政策之后，苏联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启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也对这些变化认识不足，皮霍亚认为：“人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在动乱的三天内发生的，而是早就开始了，但是苏联领导人只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的八月底才看到这个变化。”那么，苏联社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政治机制的‘脊梁骨’（苏联共产党、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镇压的恐惧）已经断裂。没有了‘脊梁骨’，这个制度就没有了生存力。”这也正是今日中国的现状：秘密警察日渐膨胀，日渐黑社会化；而更多的公民战胜了恐惧，以蔑视的态度应对之。越是依赖秘密警察，中共政权的威信越低，但中共如同染上毒瘾一般，不得不饮鸠止渴。其次，“长期以来，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过于顺利地在实践中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凡事由党的领导人决定，而负责任却由其他人承担。但是，经常运用这样的原则必然导致愿意为别人的愚蠢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越来越少。”如切尔诺贝利事故、禁酒运动的失败等等，表明僵化的体制已经无法应对公共危机。对应今天的中国，在瓮安事件和巴东事件中，共产党都陷入一种“无人负责”之境地，地方与中央互相看对方的笑话，中央认为这是整肃地方的契机，而地方认为这是要挟中央的资本。这种因为决策者的“脑死亡”而造成的推诿局面，让民众与当局的矛盾越发尖锐。第三方面的变化，是原来铁板一块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当苏联的机制已经烂掉的时候，叛乱分子又闹起了事——“是他们把这辆车发动起来了，但这辆车承受不了如此重量的压力，倒塌了，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一点其实他们是应该料到的。联盟条约是给予生存希望的救命良药，但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车却把它撞翻了。”这种分裂终于给党国一体化的权力结构以致命的打击。而在今天的中国，当权势集团将利益瓜分完毕的时候，瓜分者之间必将因分赃不均而产生内讧，这种内讧的结果，必然是中央与地方“相拥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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