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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来源：观察
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相遇*
在柏林大大小小的各类博物馆中，我第一个要去的便是珂勒惠支纪念馆。
我对西方现代艺术比较隔膜。珂勒惠支是我知道的第一位德国现代画家的名字，我是从鲁迅的著作中知道这个名字的，珂勒惠支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虽然我不是美术方面的行家，但我一直很喜欢以黑白两种原色表现人生冲突版画，尤其是那种风格质朴而粗厉、“有力之美”的版画。在风沙扑面的北京，此类版画正好契合我的处境与心境。鲁迅曾经引用德国诗人亚斐那留斯对珂勒惠支的评论：“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珂勒惠支作品的风格是阴郁的、坚决的、强韧的、单纯的、逼人的，这几个词语又都可以用来形容鲁迅的文字。所以，鲁迅才那么喜欢珂勒惠支的版画。
在作者的生命与作品日益脱节的今天，如果将珂勒惠支的版画与鲁迅的文字配在一起对照着阅读，那简直就是相得益彰，正如鲁迅研究者钱理群所说：“珂勒惠支的画与鲁迅的文字已经融为一体，这是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生命的融合，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性与同样强有力的女性生命的融合，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我很喜欢中国老画家裘沙和王伟君夫妇所创作的鲁迅作品的插图，其构思与构图深受珂勒惠支的影响。可惜的是，在今日充满奢靡之气的中国艺术界，很难找到更多的具有珂勒惠支的风骨与力量的艺术家。
在现代中国，最早发现珂勒惠支并将其引入中国的，不是某位珂勒惠支的同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反倒是作为“外行”的、文学家的鲁迅。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错位，也许身在庐山之外，更能看清庐山之真面目。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杂志之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幅珂勒惠支作品，即木刻组画《战争》中的第一幅《牺牲》。这是珂勒惠支在儿子战死沙场之后所创作的一件作品。这幅木刻画的是一名母亲悲哀地闭上眼睛，交出她的孩子，那是一个怎样断肠摧心的时刻啊。作为珂勒惠支的第一幅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版画，自有其深刻含义——这是鲁迅为纪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而特意选刊的。
鲁迅将青年柔石等人看作自己的孩子，孩子遭到杀戮，当然难过之极，多日茶饭不思、整夜不寐。他所挂念的不仅是死去的柔石，还有柔石活着的母亲：“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了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目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送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本人也是寡母养大的孩子，深知寡母的艰难与困窘，孩子是寡母惟一的希望，失去孩子的寡母如何度过冷寂的残生呢？鲁迅一眼看中了那幅《牺牲》。珂勒惠支内心的哀恸和鲁迅深入骨髓的悲哀，全都沉浸在其中。珂勒惠支的儿子不能复生，柔石也不能复生，但这幅版画可以用以表达生者的哀思。于是，《牺牲》便成为两颗失去孩子的心灵之间最直接的沟通渠道。
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相遇，是当时中国与德国相遇的大背景是逆向的。那时的中国，正在急不可耐地向德国寻求实现“强国之梦”的药方。德国纳粹的兴起，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赞许，即便是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钱端升和蒋廷黻，都对希特勒的“才华”颇为欣赏。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国家要强大，两者皆可抛——“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借来用于本身争取国内统一和国际自主的某种手段。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最能了解的一个品种。而所谓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德国国家主义领悟的历史。” 三十年代初，与蒋介石有过密切接触的德国驻南京的外交官恩斯特•鲍尔说，蒋介石“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特别想了解党的领导人怎样能够“在众多追随者中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成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希特勒刚上台不久，蒋介石便派遣两名“执行秘密使命”的密使去柏林，亲身了解国社党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可能与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戈林见了面。蒋介石对去德国学习的儿子说：“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惟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 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的领导人都对纳粹治理德国迅速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能够成为“一个衰落社会的强心剂”。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告诉他说，对付异见分子的惟一办法就是：将他们统统枪毙。此法在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曾行之有效，“自然会证明在这儿也同样有效”。蒋介石要学习希特勒的残忍，而鲁迅要引入珂勒惠支的母爱。蒋介石和鲁迅发现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德国：蒋介石看到的是建立在铁与血以及孩子尸体之上的帝国；鲁迅看到的却是母亲的眼泪与白发。当时，没有经过法庭的审理，柔石等人便被当局秘密杀害了，所有的报章都毫无记载。于是，鲁迅的文字汩汩流出，像血管中的血：“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里，……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 鲁迅发现，珂勒惠支的作品具有安慰人的力量。正如日本评论家永田一修所指出的那样，珂勒惠支的作品，并非只是觉得题材有趣，或者怀着某种高高在上的正义感，故而去画那下层的世界；相反，“她是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
然而，珂勒惠支也是一位受伤的母亲，她的作品安慰了别人，又由谁来安慰她呢？她只能通过疯狂的创作来缓解内心的刺痛。当年，孩子出生时，母亲的身体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啊；如今，孩子离开时，母亲的心灵又将经历怎样的疼痛啊。当孩子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来，母亲像发疯的豹子一样扑向纸和笔，扑向刀与木，扑向泥土与青铜。柔石等人死难之后，鲁迅曾经特意写信给珂勒惠支，请她画一幅烈士被害情形的图画作为纪念。
珂勒惠支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到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中国的事物又很生疏，但她在一封国际知名人士联署的抗议信上签上了名字。珂勒惠支很谦虚，她的回答正显示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的立场——她不会轻易创作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中国对她来说太遥远、太神秘、太陌生了。她没有答应为柔石创作一件作品，留下了一个让人遗憾却又充满想像的空白。
*她的版画的主人公是“别一种人”*
从第一次在鲁迅的作品中发现珂勒惠支的名字，到如今访问柏林有了去参观其纪念馆的机会，一转眼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时间。少年时代的我，不能完全理解珂勒惠支的作品；如今的我，亦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些年来，见过了不少的鲜血、唾沫与谎言，我才算真正爱上了珂勒惠支的版画中，那黑与白的对立，那生与死的纠缠，那希望与绝望的交错，都有着惊心动魄的魅力。
抵达柏林的第一天，我便上网查考柏林的旅游资料，终于找到了珂勒惠支纪念馆的具体位置。那里离我住的旅店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位于柏林的闹市中心。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启程出发了，虽然多雨的柏林果然下起了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
珂勒惠支纪念馆是一栋建于一八七一年的私人住宅，在二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以重新修复。修旧如旧，古色古香。一九八六年，这栋三层的浅黄色的小楼，作为珂勒惠支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纪念馆座落在大街旁边一条宁静的小街上，它的旁边便是柏林著名的“文学之家”，许多文人雅士云集于此。它还拥有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屋后栽种着柏林最具代表性的菩提树，一场秋雨之后，落英缤纷，别有一番萧瑟之美。花园中还安置着一尊珂勒惠支为纪念死去的儿子而塑造的、表现母子情感的青铜雕塑。
在纪念馆的大门口，有一幅珂勒惠支的大照片，如同路牌一样引路人走进去。她的脸部轮廓粗犷而严厉，有些男性化的气质，厚厚的嘴唇表明她有着相当坚毅的个性，大眼睛中透露出凌厉而忧伤。她的身上有一种与北欧严寒的气候吻合的寒气，让人看一眼之后不禁要打个寒颤。从她的神情中可以发现，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与逼迫，她一个人背起一座大山，却没有向悲剧性的命运屈服。珂勒惠支生前在柏林生活了五十年之久，大多数时候都贫困潦倒，尤其是在二战末期，几乎到三餐不继的地步。她大概没有想到，身后居然会拥有一间如此精致而美丽的纪念馆。这栋建筑对于珂勒惠支来说，有点过于奢侈了。这也许是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的必然遭遇吧——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生前寂寞，身后热闹。
我在这凄凉的秋雨中赶来，赴这场迟到的约会。雨后的柏林，分外寒冷，路人皆竖起衣领。深秋一变而为寒冬。鲁迅生前没有机会赴欧洲游历，珂勒惠支生前也未到过中国，这两位心灵相通的大师、在各自国族中被诅咒的“叛徒”，却不曾有过谋面并畅谈的机会，他们也不能通话，而只能通信。鲁迅是版画的热爱者，一生搜集了两千多幅外国版画的原拓作品，作者包括德国、美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十九个国家的三百零五位画家。鲁迅说，木刻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 他收藏有珂勒惠支的画册七种、版画拓件十七幅，还直接写信的德国的出版社寻求其作品。在鲁迅收集、欣赏和评价的外国版画家中，最推崇的便是珂勒惠支，这种钟爱不是没有缘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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