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649个字中的十大笑话

   《雄奇》的第三节是全文的重心所在，长度是上节的八、九倍。其内容主要是说，崇祯登基之后，拜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坐镇辽西，皇太极无法取道山海关入关，只好绕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而“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所以后金入寇不是袁崇焕的责任。但他却“抱心太热”，入关增援，一路设防，先惊后金军于蓟州，再惊后金军于北京，并且在北京以一当十，杀得后金军“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可是，就在袁崇焕要“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之际，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历史因之改写！”

   全面分析《雄奇》第三节文字，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而对此节作蜻蜓点水般地泛泛评说，又无法使读者信服。怎么办呢？笔者的策略是，选取此节第一自然段来详细分析评论。这样一来，方粉就不能指责笔者断章取义，正常读者也可以结合笔者对第二节的分析，举一反三、得知《雄奇》全文到底如何。

   《雄奇》第三节第一自然段共649字，叙述后金军进入长城到北京与袁崇焕军大战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叙述，与他在第二节的叙述一样，除了抄袭别人的文字之外，就是妄言妄语，漏洞百出，笑话连连。

   (1) 笑话之一：“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自己防区不负责任

   方舟子制造的第一个笑话就是，他先说袁崇焕的官职是多么多么高，接着就说袁崇焕对皇太极进入长城不负责任。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

   我们先看这个逻辑：袁崇焕这个“最高军事行政官”、“最高军事指挥官”，督师蓟辽，但却“管不到”蓟州。那么，这两个“最高”意味着什么呢？皇上为什么不说让他督师“辽东”，而是让他督师“蓟辽”呢？敌军在他的防区进犯，却说“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那么与谁有关呢？假如当年苏联进犯珍宝岛，东北军区司令员却说，“珍宝岛属于黑龙江省，是黑龙江军分区的防地，与我无关”，还能有比这个说法更为好笑的吗？实际上，连超级袁粉阎崇年都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明亡清兴六十年》)。

   另据《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日，

   “督師袁崇煥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関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薊，早見周防，関內疏虞，責有分任。既統兵前來，其一意調度，務收全勝，不必引咎。”(卷二八)。

   虽然袁崇焕的引咎疏不得而见，但从崇祯的批复中可知是为满兵入寇的。假如袁崇焕对蓟州地区不负责任，他为什么要引咎呢？

   其实，即使撇开管辖权这个问题不谈，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也与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袁崇焕任辽东巡抚之时，由于他强调修筑宁、锦防线，明朝的战略防御政策就开始向关外倾斜。宁远大战之后，朝中多人强调要加强蓟州的防御。而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六月给皇帝的奏疏中，却这么阐述自己的防御思想：

   “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著，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众所周知，锦州、宁远、山海关乃是一条狭长地带，长180多公里，宽则仅有20-30公里，通称辽西走廊。在这个狭长地带，连设三道防线，再加上重兵防守，自然可以收固若金汤之效。而蓟辽关内防线则是沿着长城设防，属于水平防线。从山海关经喜峰口到居庸关，全长大约600公里。显然，即使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关宁锦防线也要比关内蓟州防线容易防守。

   在当时，明朝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财政资源匮乏，粮饷有限，否则的话，也不会受制于小小的后金，让其坐大。黄仁宇就说，“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218页)。以有限的资源用于漫长的防线，自然是顾此失彼，拆东墙补西墙。袁崇焕强化关外防线的必然结果，就是弱化关内防线。宁锦大战之后不久，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抱怨道：

   “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项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璧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迩抚臣欲于关门蓟门各练兵一万五千，以备调遣之用。窃计关内外向各以六万计，近宁远增二万。此八万之众皆厚饷，非蓟门之比。使此八万者人人皆劲兵，岂须一万五千之应？使此八万者仍望济于一万五千，则厚饷蓄之何为？”(《明熹宗实录》卷八六)。

   也就是说，在袁崇焕“乞休”之前，蓟辽防区就已经是关外驻军不仅兵多、而且饷厚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关内防线的前提下实现的。

   待到袁崇焕复出，督师蓟辽，仍旧坚持“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战略思想，继续强化关宁锦防线，重修已经被明军放弃的锦州城。《崇祯实录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七月，“己卯，锦州城成。”“冬十月己丑，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崇祯说：“前崇焕云安插锦州，兵变可弭。今又云欲鼓噪，求发内帑，与前疏何相矛盾？”(见李逊之：《三朝野纪》卷四叶三十七)。后来崇祯将袁崇焕下狱，通告全军说：“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见《国榷》卷九十）。事实确实如此。方舟子们以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朝廷加强关内防线来为他开脱责任，其实，袁崇焕并没有那样的疏文，即使有，他也知道，那是办不到的(下详)。

   实际上，袁崇焕复出之后，还为皇太极绕道蒙古入口做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斩杀毛文龙。崇祯二年六月五日，经过近半年的策划，袁崇焕终于把东江总兵毛文龙杀了，使后金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毛文龙死后七天，一直在与袁崇焕议和的皇太极便说：“我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 (《清太宗实录》卷五)。实际上，清人撰写的《明史•袁崇焕传》，十分明确地把皇太极从西线入口和毛文龙被杀联系到了一起：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在“震烁千古”的《国榷》中，谈迁评论说：

   “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向也。” (谈迁：《国榷》卷九十)。

   实际上，毛文龙的牵制之功，袁崇焕心里相当明白：没有毛文龙，很可能就不会有所谓的宁远和宁锦大捷。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上疏说：

   “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叶二十七）。

   对此，曾任蓟辽經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加有这样的批语：

   “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同上)。

   总之，即使袁崇焕不是蓟辽督师，他对后金入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既是“最高军事指挥官”，那就更是“罪责难逃”了。

   (2) 笑话之二：“连上三疏”

   前面提到，方舟子和其他袁粉们总是拿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强化关内防线来为袁崇焕开脱，意思是，蓟州防线即使归袁崇焕负责，他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清兵进入长城，乃是因为朝廷互相推诿，耽误了大事。

   那么，方舟子所谓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舟子的这个陈述，显然是脱胎于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的这段话：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那么，金庸是根据什么说的这番话呢？原来，有一个名叫余大成的人，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他在袁督师下狱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剖肝录》，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今上崇祯二年已巳冬十月，敌由大安被遵化。十一月，围京城。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

   余大成所提的袁崇焕这篇奏疏，翻遍明朝史籍而不可得，真真是史学上所谓的“孤证”。其实，就算袁崇焕真的上有此疏，可是“重兵”都已经被他布置在宁锦防线了，还哪来的“重兵”宿蓟门？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确曾上疏谈及蓟门的潜在危机。他说：

   “若東若三十六家道于卜與素什兔等穿連，遼薊宣大沿邊一帶以東之悍于戰，藉西馬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飯食寢處于我邊外，經道慣熟，若仍誘入犯，則東自寧前，西自喜峯古北，處處可虞，其為纣更烈。臣竊憂之。”(《崇禎長編》卷之十四)。

   那么，袁崇焕的对策是什么呢？他说：

   “為今之計，急修我備，務誘致之。倘其歸我，即厚為費不妨。若不可致，則相機剿逐，無令逼處，自貽伊戚。業令總兵祖大壽查炒五大營與虎之八大營零部有存者，收置錦州口外邊堡，以其賞物為其粮餉，我更益之兵佐之戰守，從中界断，令東無得與西合。”(同上)。

   也就是说，袁崇焕的对策首先是让蒙古人替大明守边。但是，“若不可致”时，该怎么办呢？袁崇焕的对策是“相機剿逐，無令逼處”。但这样一来，“遼薊宣大沿邊一帶”仍旧空虚，又该怎么办呢？袁崇焕没有下文了。实际上，袁崇焕的对蒙人部落的绥靖策略，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在此之前三个月，被袁崇焕称为“为患切肤者”的哈喇慎三十六家就已经与后金正式结盟了。(见《满文老档》太宗朝第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