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377个字中的十大谬误

   《雄奇》属于史论文章。前面提到，衡量史论到底是高论还是谬论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看所据是否真实，所论是否基于史实；第二就是看基于史实的议论是否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雄奇》所据的史实到底如何。由于《雄奇》的第一节与袁崇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此节共377字，全文如下：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对于上面这377字，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十个问题：

   第一，“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第二，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显然，凡是看过我写的《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的读者，知道方全才具有在280个字中分泌出十大无知的本事，此时应该已经猜到了上面十个问题的答案：它们是十个大大的NO！论证如下。

   第一个问题：“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按照方舟子的下文，他这么说的根据有两个：第一就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去世，从而导致“人亡政息”；第二就是万历皇帝在这一年亲政，但“二十五年不上朝”。本来，历史似一长河，看它的转折点，必须要根据它的上下游来说话。看上游，张居正生前固然制造了所谓的“万历中兴”，但在整个明朝历史中，这个中兴不过是在其中后期相对突出而已，它与洪武、永乐年间明朝的兴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假如这一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在它之前的周武王伐纣、周平王东迁、齐桓公称霸、秦始皇统一中国、陈胜起义、王莽新政、赤壁大战、以及忽必烈入主中原、朱元璋建立大明，这些都算作什么？

   再看下游，虽然张居正在死后不久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秋后算帐，但他生前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并没有终止。(见：梁方仲：《明代一條鞭法年表》，《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485-576页)。况且，万历皇帝在亲政之后，还颇有建树，所谓的万历中兴，一般认为至少持续到了万历十五年。(见维基百科该词条)。实际上，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明朝政府还赢得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其中与日本豐臣秀吉政权争夺朝鮮的战争，(共两次，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六年），打得有声有色，直接导致丰臣家族的覆灭。而努尔哈赤反明，是在神宗亲政的三十多年之后。

   也就是说，即使说万历十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把它定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更是信口雌黄了。所以说，方舟子的这个论断，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幼童，随机地指着螺旋的某一个点说：这儿就是拐点。

   问题是，方舟子方舟子再无知，他妄发议论也需要某种原因。他总不会随机地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哪一年这个问题吧？原来，金庸说了这样的话：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些话，方舟子浮想联翩，借题发挥，作出了“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样的无知论断。

   第二个问题：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本来，在写《乱侃明史》的时候，方舟子还只是说神宗皇帝“有二十余年不视朝(可不只十几年)”(见《乱侃明史(#3)----建文逊国》)。可是，仅仅一年的工夫，方舟子就考证出了万历不上朝的确切时间，不由人们对其史学功夫刮目相看。可惜的是，方舟子并没有把自己的考证神功亮出来：这个“二十五年”的数字，到底来自哪里？实际上，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出了名的，但是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孟森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明清史讲义》246页)，钱穆说“世宗、神宗并二十余年不视朝”(《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672页)，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根本就没有提年数这个问题。那么，方全才的这个“二十五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既然他说《雄奇》一文“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则不注明出处的史料一定来自《明史》或者金传。先查《明史•神宗本纪》，没有记载。再查金传，果然查到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下面这句话重复了两次：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这大概就是方舟子的出处了。可是，出处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一，万历皇帝死于四十八年，难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又开始上朝了？第二，按照翟凤羽中的奏章，则万历不上朝始于万历十八年(43-25=18)。那么，方舟子又是根据什么说，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年“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呢？第三，1997年5月，方舟子作《张居正二三事》，其中说：“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由此看来，万历皇帝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全凭方舟子的信口开河。

   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按照方舟子的说法，万历十年是中国“辉煌灿烂”和“黑暗不幸”的分界线，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张居正的去世和万历皇帝的亲政。那么，万历初年是中国的“辉煌的顶点”吗？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明初的洪武、永乐盛世，又该如何称呼呢？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万历十年之后，中国是否是一个“黑暗不幸的深渊”？我们且看中国在“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五年的情况吧：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中华书局1982年版1页)。

   除了“四海升平”之外，在“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次年，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得以刊行。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利马窦一直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纵观中国历史，这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最为平和、最为有效的一段时光。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重修东林书院，所谓的东林党就此诞生。东林党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他们与阉党作对，而在于平民可以通过“清议”而形成社会舆论，由社会舆论而影响政坛。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以及后来黄宗熹、王夫之对君权的观点，一脉相承。

   另外，在方全才所说的“黑暗不幸的深渊”之中，科技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出现(分别在万历二十三年和崇祯十年刊行)；文学方面，有汤显祖的《牡丹亭》(万历二十六年写成)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的出现(万历四十五年刊行)。至于著名人物则有大科学家徐光启（1562年-1633年），大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大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冯梦龙（1574-1646），大画家徐渭（1521年-1593年）、董其昌（1555-1636）。

   请问方全才，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比这“黑暗不幸的深渊”更“辉煌”的时刻？

   问题是，方舟子为什么要妄下论断呢？原来，金庸在吹捧完“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之后，又花了一千五百多字来描写神宗是如何的昏庸和残暴，如说他“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也就是根据这些文字，方舟子制造出了他的“顶点”和“深渊”谬论。

   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努尔哈赤反叛明朝政府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不仅史有明文，并且史籍中没有任何异文。如《明史•神宗本纪》明明写着“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清史稿•太祖本纪》写道：(天命)“三年戊午二月，……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