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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魂：关于“六四”的平反问题
梦之魂：关于“六四”的平反问题（一）
文章摘要: 不解决对“六四”的评价，就谈不到对“六四”的平反．既谈不上否定以往既有的定性或结论，更谈不到确立新的定性和做出新的结论．因此，对“六四”这场运动性质的总体判断与评价应是对“六四”平反的首要前提。
作者 : 梦之魂,
發表時間：10/13/2006
有关“六四”的平反问题是我多年以来一直颇为关注并很想探讨的内容。最近看到一些作者撰写的文章，我也想谈谈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即本文中所说的“六四”，实际指的是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以学生为主的争取民主的运动。准确地说，对这场运动称之为“89学运”或“89民运”较为适宜。而“六四”应该是指中共当局在1989年6月4日对参加“89民运”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的血腥镇压所造成的那场惨案。以“六四”的称谓来代替“89学运”或“89民运”的称谓，概念上不够准确，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解。但既然许多文章已经习惯了这样称呼，我也就“入乡随俗”。本文亦暂且采用这一名称，只是对“六四”二字加上引号。
对“六四”平反问题的思考之所以必要，在于为“六四”平反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六四”自身，并不仅仅在于为“六四”正名，或者为“六四”的参加者尤其是死难者及遭受打击迫害者恢复名誉；而更重要的在于，对“六四”以及和“六四”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实际上关系到对中国民主事业、民主运动一系列根本原则性问题的看法。对“六四”平反问题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清对“六四”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澄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许多原则性问题的认识。
一、“六四”平反问题思考脉络与架构
“六四”平反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初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但深入探讨却会发现竟然有些复杂，需要全面地、详细地加以梳理才能得出较为合理和准确结论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平反“六四”的三个前提。
“三个前提”指的是在考虑“六四”平反问题(譬如应当不应当平反、如何平反等)以及实施平反之前,首先需要清理的三个根本观点,亦是在思想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三个先决条件。即:
1．对“六四”这场运动性质的总体判断与评价；
2．由谁来实施、主持平反?
3．以什么为依据和标准来实施平反及衡量平反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第二个层次------平反“六四”的两个层面。
“两个层面”指的是对“六四”实施平反所涉及的两个范畴。当年中共当局对“六四”的定性和处理即是通过这两个层面或其中之一实施的；今天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考虑当然也离不开这两个层面，并须以此作为考虑其它细节问题的基础及框架。即：
1． 政治的层面；
2． 司法的层面。
第三个层次------平反“六四”的四个要点。
“四个要点”指的是在司法的或政治的层面中,确定及实施平反时必须考查清楚并解决好的四个具体环节或曰方面。即:
1．是否存在需要平反的问题?
2．平反的对象或曰客体，即给谁平反?
3．需要否定、推翻什么样的定性或结论?
4．应当重新确立什么样的定性或结论?
二、第一个层次------平反“六四”的三个前提。
“三个前提”是指我们对“六四”以及对“六四”的平反问题在总体上及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首先必须理清的三个思想认识及观点。
“三个前提”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六四”平反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看法，更是对平反这个问题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而且，也不仅仅是对“六四”平反本身的认识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在中国民主化问题上的根本观念和思想．因此，它是指导我们关于“六四”平反问题的总的思想原则．
作为前提和先决条件，它主要不是指导或制约有关平反的细节，而是决定平反的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问题．
倘若不能澄清这三个前提并达到正确的认识，对“六四”的平反工作就不可能在正确的轨道上朝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产生负面的后果，无论对“六四”本身或民主化运动都会造成损害。
第一个前提：对“六四”这场运动性质的总体判断与评价
不解决对“六四”的评价，就谈不到对“六四”的平反．既谈不上否定以往既有的定性或结论，更谈不到确立新的定性和做出新的结论．因此，对“六四”这场运动性质的总体判断与评价应是对“六四”平反的首要前提。
这里所说的“判断与评价”和所有其它前提一样，不是对有关“六四”的某些枝节问题的判断与评价，而是对“六四”的根本性质总体上的判断与评价。
我认为在对“六四”这场运动性质的总体判断与评价上，主要有关键性的两点需要澄清：
其一，“六四”究竟是不是一场值得肯定的民主运动？
其二，“六四”究竟是不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
“六四”究竟是不是一场值得肯定的民主运动？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六四”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第一次明确地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提出了“反对一党专政”、“要求言论自由”的主张，包括悼念胡耀邦、反对官倒等行动，其矛头也都是直指中共的思想禁锢政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官僚特权。因此，“六四”的实质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明确地举起了民主大旗，与专制政权、专制制度公开对峙。说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毫不为过。
勿庸讳言，“六四”远不是一场完美无缺的运动，它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也有许多的失误（有的在本文中将谈到，也有的在我过去的文章中亦曾涉及过），但所有这些缺陷、不足和失误并不能掩盖它作为一场伟大民主运动的光芒。至于“六四”的缺陷与不足，完全可以也有必要进行总结和探讨。许多当年的参与者一直都在认真地思索着，并从反思失误中不断总结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认识。但是总结缺陷与不足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六四”。那种认为“六四”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的论调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定“六四”，不但使“六四”的价值和意义极大地贬值，也使对“六四”平反的价值贬值而变得毫无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六四”学生的游行情愿、静坐绝食干扰了中共党内民主派原本准备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计划和部署。我认为，中共三中全会以后直至“六四”之前，邓小平及中共虽然在经济上搞了一些所谓“改革”，但在政治上仍然顽固坚持专制独裁，拒不实行改革。不但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压人民的民主呼声，镇压民主人士，直至64残暴屠杀学生和市民。中共的专制独裁本质决定了，中共八十余年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共的残暴反动本性绝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能把实现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如果说中共党内存在决心推行民主的“民主派”，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勇敢站出来，挺身而出，与中共公开决裂，同人民一起，推翻中共专制暴政，而不是在体制内搞修修补的改良。然而，中共党内始终没有人这样坚决彻底地站出来。这说明，中共党内尚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派。不但邓小平根本不是------他的经济上的“改革”不过是封建买办办洋务；而在政治上不但是顽固坚持专制体制的独裁者，而且是策划屠杀人民欠下人民血债的侩子手。即使是胡耀邦、赵紫扬也并不能完全称得上真正的民主派、改革派，因为他们并未完全彻底认清中共的反动本质，并未痛下决心真正与中共彻底决裂，更不用说从根本上推翻中共专制暴政了。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也有同情学生和民众的方面，但归根结底他们不敢走出与中共彻底决裂、公开对抗的一步，而只希望在中共体制内，在不从根本上触动中共专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搞改良主义的变革。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不但中共专制利益集团不容许，更何况这种“改革”带着太多的专制主义的烙印与色彩，甚至比学生的主张缺陷更加明显和严重。因此，他们的“改革”愿望和他们本人的悲剧结果就是必然的了。
虽然学生由于不成熟和缺乏经验，未能想到主动和中共党内以及知识界的同情力量联系、联合，但中共党内和知识界的同情力量大多也未能正式地、公开地挺身而出，坚决与学生站到一起，承担起运动主力军的职责，而仅仅从侧面进行有限的声援，从而使学生孤军奋战。而有一些知识界人士却充当当局与学生的调停者、说和者，客观上起了模糊中共反动本质和人们的视线，瓦解人们斗志，扭转运动方向的不良作用。因此，所谓中共党内民主派、改革派的改革设想和方案并不能圆满解决彻底否定和清除中共专制暴政及其思想体系，建立民主政体，树立健全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问题。他们以及一些知识界人士的某些带有浓重专制体制烙印和色彩的思想主张反而是在学生不成熟的思想主张层次上的倒退，反而是对学生思想主张的干扰和消褪。而在今天仍然以此来否定“六四，则几近于为专制当局张目了。
其次，“六四”究竟是不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
中共当局是把“六四”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无论是“4。26社论”还是邓小平讲话都说得清清楚楚，6月4日的血腥镇压也正是基于这个判断而采取的行动。但“六四”的参与者和同情者、支持者绝大多数不同意、不接受这种定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在给共产党提意见，要求党纠正某些错误。相比之下，中共当局的定性符合实际，而“六四”的参与者和同情者、支持者们的看法却自相矛盾。
共产主义运动和和共产党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人类的灾难，其主要特征就是一党专政下的专制、独裁和残暴。中共则是其中最恶毒、最无耻的典型。如果认为“六四”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么，要就是中共不是专制独裁暴政；要么“六四”没有提出“反对一党专政”、“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政体，“六四”也是一场反对专制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
“六四”的参与者们一方面提出了与中共专制暴政针锋相对的“反对一党专政”、“要求言论自由”以及“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又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专制当局，极力表白、洗刷自己，生怕被“误解”了自己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苦衷。而中共党内和知识界的相当一些学运的同情者、支持者们的同情、支持行动，也主要是极力向中共当局解释说明学生的行为绝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更有一些知识分子充当中共当局和学生的调停者、说和者，力图使学生和当局双方求大同存小异、化干戈为玉帛，实际上等于劝说学生接受当局的招安。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六四”参与者及其同情者、支持者当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误区。长期以来专制暴政“党文化”的欺骗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学生辨别不清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人类、反民主的反动本质，对中共心存幻想，一心企图在当局容许、认可的前提下和范围内获得符合当局法律法规的合法话语权。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思想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钝化了斗争的锋芒，客观上维护了专制当局。这种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专制暴政合法，并企求专制暴政也承认我合法为前提的思想必然导致运动的软弱和短视，并最终造成运动失败。这是包括“六四”在内的中国的民主运动长期以来进展迟缓、难有成效的根本原因所在。“六四”的坦克、枪声和鲜血不但令人震惊，而且使人猛醒。中国民主运动的严酷事实和惨痛教训说明：不坚决、彻底、自觉、清醒地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异端邪说，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而今天倘若继续坚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做法，就会严重败坏民主运动，甚至沦为专制暴政的帮凶，成为民主化进程最大的拦路虎和最危险的敌人。今天的民运人士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就要彻底破除对中共的一切幻想，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坚决彻底“反党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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