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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1987年
赵紫阳说：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 的召开做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四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第二点，在这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 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耀邦辞职、中央领导班子改组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 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做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 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做出处理。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有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 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 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 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
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胡耀邦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 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 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 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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