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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班老朋友中，黃紹竑（字季寬），和我是小同鄉。两家相距不過二十五里。但同姓不同宗，小時彼此不相識。民國六年五月馬曉軍氏任廣西陸軍模範營長，以我為連長，季寬為連附，從此開始共事。以後，部隊和職務各迭有變更。到民十四年李宗仁氏領導大家戮力將混亂三年的廣西統一。民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李宗仁氏統率廣西部隊參加，季寬和我留在省内。民十八年武漢事變發生，李、白敗歸省内，率領在省部隊繼續反抗中央；民十九年出兵入湘又敗歸。季寬厭惡内戰，遂於是年八馬（廿一）日通電主張和平，是年底即和我們分手，離開廣西到中央去了。我始終是在省內服務，有時到中央出席會議，季寬必為東道主；京官多患窮，黄氏偶也向我請助。他曾數次囘省，大家歡聚，無異昔時。其間情事，我多已介紹刊布。現在專記季寬與我晚年的關係，也就是彼此最後的關係。

    我和黄季寬最後一次分袂，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中旬在南京。當政府和談代表團正在北平與中共方面折衝期間，李代總統四月八日由南京通電話到桂林，要我赴京一行。因廣西省參議會開幕在近，我待出席報告省施政概况後，四月十四日才由桂林飛南京，到後，李氏令在傅厚岡代總統邸舍同住。十六日下午，政府和談代表團推黃紹竑將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攜回南京報告政府。當夜，李、黃和我曾就和談如果破裂我們以後應取如何態度交換意見。十八日晚上十時，李代總統在他的邸舍召集黃紹竑、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韋永成、程思遠和我聽取黄紹竑在北平商討和平經過的報告後，各人即發表意見。代總統表示：我爲和平而代理總統，如和不成，我將交還不再代理而即引退。黃紹竑說：戰既無勝算，此時應謀自存之道，宜和。白崇禧說：如果這樣的和，好比一盤雞肉，肥的先被揀吃，其次雞頭雞脚終被一概吃光。白說了不等談論結束便先離去。黄紹竑說共產黨無此態度，愈不中聽的話愈用心聽下去。這是我和季寬最後一叙會。十九日我飛返桂林。同日，黃紹竑向和談特種委員會報告政府和談代表團折衝經過及結果，特委會對「國內和平協定」予以否决。二十日國民政府電北平政府和平代表團轉知中共，對投降式的和平協定不能接受。費時兩旬的和談遂告决裂。黄紹竑當日即由南京飛廣州轉往香港。從此抛棄國民政府，自行其是，離開我們。

    黄季寬是徹底主和的，他到香港後，四月廿六日函致德鄰、健生、旭初陳三策：速和，上也；暫緘默旁觀，中也；作戰到底，下也。此函他原派陳良佐送來，臨行時陳傷足，季寬乃託其甥女於三十日帶交我收。時德在桂林，健在廣州。五月一日桂林有人赴香港，我簡單函覆季寬云：「此間同人研討時局問題，所見與兄或有出入，然决不盲目随人以墜入深淵，亦决不使地方受到糜爛。」

   五月三十日桂林有人赴港，我託帶函致季寬云：「淪陷區人民無自由。應否與共方進行和談，實值考慮。」

    五月三十一日季寬邀集港報記者發表其致李德鄰函，勸李勿驅人民爲□朝殉葬。事前李曾告季寬勿將此函發表，而他不聽。

    八月十三日季寬在香港約集四十四人發表聲明與中共合作。共方即催促其須有行動表現。

    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樹立政權。十月七日華中我軍由衡陽向桂邊撤退。十月十三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重發。十月二十八日廣西省政府由桂林遷至南寧。十一月一日晚間，黄紹竑在北京向廣西人民及各機關袍澤廣播，勸廣西局部與中共和平，否則人民應起來打倒李白。但人民及袍澤未受其煽動。

    大陸被中共統治後，逃難到海外的舊友，很多接得舊友從內地寄來勸告大家回去的信，但都是各別的。到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忽然刊布「黄紹竑手書」數千字的長函，在開頭是：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胡宗鐸各位舊友們並轉達與你們有關的舊友們：我與你們是四十多年的舊友，在過去的歷史上曾有密切的關係。但由於時代的演變和進步，對於政治問題的認識上各有不同的見解，因而走上不同的道路，這是很自然的。五年以來，又在不同制度的社會裏生活，認識的距離更加大了，也是必然的。但我仍願盡我所知的勸告你們不要再錯誤地跟随□□□走，更不要受美國的利用，應趕快退出黑暗的途程，轉向光明的道路。」

    接着便長篇大論說中共樣樣都好。最後解释幾點：一、大陸人民的自由，憲法規定極爲廣泛，非資本主義國家所能及。二、大陸上都市農村的面貌都已日漸改變，人民生活逐步提高，以往一切社會黑暗罪惡已一去不復返。三、中蘇友好是實行孫中山以俄爲師的遺教，不應誹謗。結論是：「只要你們棄暗投明，立功贖罪，人民是會諒解你們的。」這是他對各袍澤普遍的勸降。最先看到這封書的當然是在香港的朋友，他們的反響，似是當作一件新聞，看過就算了。白、李（品仙）、胡三位在台灣，當時不知曾否看到。我正旅居日本，承友人將大公報原文轉寄給我，我想縱然覆信，也難保能達季寬眼中，遂亦置之。後來李宗仁氏在美國覆他長函，逐段加以駁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香港中聲晚報、及五月十九日舊金山世界日報刊布，季寬得看與否我未有所聞。

    一九五六年我仍旅居橫濱，忽接程思遠六月二日香港來函云：「月前承友邀赴海濱泳塲避暑，遇見任伯、季叔等，他們對你特別表示殷勤問候。回來時季叔交來一函，矚爲面致我公。聞公將南返，故此信擬待面呈。我公何時動程，乞迅賜示。」函中的任伯指李任潮（濟深），季指黄季寬。

   我六月八日覆程一函：「諸伯叔對我的好意，心感之至！我早欲返港，然不知何時方能成行。來函叙述太簡，能稍加詳，並将季函寄來以供快覩爲盼。」旋得程六月十九日信：「遵將季函寄上，收到諳先賜數言，再將此行詳情續陳。」附季寬函，白色信封左角上印淡綠色一座洋樓，中間横寫左行「上海大厦」四字；白信箋中央也印淡綠色大洋樓，但無文字。信封上寫「煩面致、黃旭初兄、竑緘」，草書，一看即知是季寬手筆。信如下：

    旭初兄：久不通問，積想爲勞，想遠處異國，必有同感也。思遠兄回國與我談得很多，我的意見託其面達。國內國外形勢，彼亦有深刻的認識，當可爲兄告也。總之，要看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必有所躊躇而坐失機會而迅速回來。並以此意轉勸諸舊友。四十年舊友由衷的盼念，不盡欲言。此頌安好？

    季寬手啟五、廿二、上海。

    六月廿二日我函程云：「季函雖簡單而情意誠懇。但我必須澈底了解其眞意，自己方好打算。請將其心中深處欲說的話見告，我一切當守秘密。六月廿六日程覆如左：

   「手書敬悉，茲將北行詳情敬爲我公陳之。

   「四月廿四日，在××報服務之同鄉×××君來訪，謂北平方面欲我前往一行。我以事出倉卒，允明日答覆。廿五日我對他說我可以去，但不代表任何人，亦不願公開行踪。途於廿五日深夜乘船赴澳門，由一人陪同赴廣州。甘六晚搭一列專車北上，同車者均爲東南亞華僑赴京參加五一勞動節代表。

   「到京後，由華僑事務委員會派員接待，首先住中四旅館，後搬往新僑飯店，這是招待外賓的處所，派有汽車一輛代步。五月二日清早八時，季寬約往其公館吃早點，一直談到中午，就在那裏吃午飯，他的夫人也出來作陪。在談話中，他約畧介紹國內一切情况和他的生活情形，另外也問及我公近况，不過沒有表示講公回去之意。在他談話中，他對於目前一切是很满意的，並舉出他的房屋、汽車以作證明。誠然，他住在一所三層樓的花圈洋房裏，並用着美製Chryler牌汽車，有私人厨師，有舊日侍從副官服侍，舒適程度，較往日尤有過之。每年暑期全家赴青島或北戴河避暑，一切費用都由公家供給。每週看戲及跳舞也不用自己掏腰包。所以他此刻的用度是很寬裕的。另外，他過去並不能參加民革，但今年二月民革三全大會，他已經被選爲民革中央常委了。由此不難推测其精神生活日益改善。

   「五月三日，任潮約吃飯，這是官式的宴會，參加者有眞如、賢初、憬然、季寬、劭先、宗鎏、此生等。席間各人對公都很關注，並希望早日回去，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不過我以爲這僅是應有的話，並不能代表政府的政策，我只是諾諾連聲而已。劭先除政府職務外，還兼着民革團結委員會主委；此生則是民革副秘書長。關於民革，我要附加說明：原來國內民主黨派，老早就决定不再發展了，可是今年又大事擴充，而民革也做着大事安排三代人物的工作。所謂三代人物，就是满清遺老、北洋時代及國民政府時代所留下的人。

   「五月四日及六日，文白請吃便飯話舊，他說：『在一次會議席上，周總理對我說你回來了。他好像在什麽地方見過你，但印象有點樓糊了。』他又說：「明日政協禮堂有個酒會，你會有請帖的，我將介紹你和周總理見面。』

   「七日酒會中，各黨派的上層人士都到了。文白特別介紹我和周總理見面，周態度非常親切，和他立談許久。從此以後，仲容、仲華被派陪我遊山玩水，每日節目都排得很緊凑。

   「過了數日，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講吃飯，被邀的有任潮、季寬、力子、文白、爲章、此生、仲容。這次足足談了四個鐘頭，周提到基本政策、日內瓦中美談判、台灣問題、中蘇關係；最後他說到對德鄰先生始終伸出手來。但立刻又轉口說：『如果他有所不便，那麽就請旭初先生先回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