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国安绝密刚刚就这样的泄露了.721. /维权广场

阿波罗网友“仁士”来稿，给阿波罗网独家发表。独家：中共最高国安绝密刚刚就这样的泄露了 http://www.aboluowang.com 24日，香港的中共媒体中评社发表新华社消息说，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5日，博讯在焦点要闻转载，大陆学者徐友渔等50多人发出公开信“回到政治协商――释放刘晓波博士”。首发是《参与》。

大陆学者徐友渔等人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呼吁书“回到政治协商――释放刘晓波博士”一文中，有些话爆出惊天内幕，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机密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曝光在天下大众面前。

徐友渔等在此呼吁书中说：“众所周知，刘晓波博士始终生活在严密监视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人们读到的刘晓波的大量文章，实际上也是经过了某种放行，是被允许和得到容纳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的言行不可能违反现有法律，必定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他的写作早就中断了。”

这话透出了一个惊天内幕，也回答了一些人对刘晓波的一个质疑。那就是刘晓波的写作，在严密监视下，直到他最后一次被捕之前为何能一直不中断。徐友渔等透露的答案是：刘晓波写作的大量文章是被当局允许和容纳的，是经过审查批准合格后放行的。所以他的言行是符合中共的法律的，同时也是符合当局的意志和战略的。

在08年底零八宪章发表之初，大陆的刘逸明发表文章，签署《零八宪章》比加入“中国过渡政府”还危险？”刘在文章中说，所谓的“中国过渡政府”经常宣扬中共即将解体，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我想说的是，真正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的人就不会想着推翻共产党，而是尽可能地以温和理性的方式推动中共和中国体制的民主转型。假如中国有一天真的民主了，有能力的共产党员参照样应当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期博讯焦点发表余杰文章,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余杰在文章中说，《零八宪章》与海外法轮功群体所炮制的《九评共产党》形成两极状态。再此之前，余杰在《开放》08年11月号发表，《莫将罪犯当英雄》，将杨佳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激怒了广大网友。郭国汀律师撰雄文《岂能将英雄义士杨佳与希特勒、哈尔曼、唐永明相提并论？！》反驳。

不久后，前期到达美国的刘路（又名李建强律师，参与笔名张清扬）在纽约开座谈，演讲《零八宪章》的缘起和产生。刘路此前曾在博讯发表著名文章《不要做国家的敌人－－评高智晟谈奥运》，受到世界各地人士的强烈批判。近日，刘路又在独立评论连发三篇文章，抨击石首抗暴民众。他说，石首事件不是抗暴是暴乱，我反对声援石首暴徒。于是，他又一次受到网友的批判。

当年刘晓波，刘路等人群起批判高智晟激进，导致中国维权空间的丧失，如今经过审查，批准合格后放行的刘晓波也被抓进去了。这一出令人痛心的请君入瓮是否会惊醒那些希望与中共同舟共济的梦中人哪？刘晓波在争鸣杂志发表的《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不也是被当局审查合格后通过放行的吗？中国的顺民群起抗暴，不是因为暴政越演越烈，忍无可忍吗？为何非得批判他们？这不是自我选择站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对立面上了吗？如此作为，不免令人扼腕！

那些被放行的言行，究竟是处在中共体制之内还是之外，这些人能否在精神和言行上真正独立于中共意志？如果中共独裁体制对其他的言行都不放行，放眼望去，今日之中国还有多少独立知识分子？！生活在中国大陆，真正独立于中共独裁意志的知识分子，实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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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放行”为啥变成了逮捕？中共捕刘事件的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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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金睛

24日，香港党媒中评社首先发表新华社新闻，称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后依法逮捕。中共声称，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是一条专门出口的新闻，在新华社网站和大陆媒体上并没有报道。

25日，大陆学者徐友渔等50多人发出公开信“回到政治协商――释放刘晓波博士”，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此信首发在零八宪章灵魂人物张祖桦主管的《参与》网站，博讯在焦点要闻转载。

大陆学者徐友渔等人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呼吁书“回到政治协商――释放刘晓波博士”一文中，有些话怎么读怎么也觉得怪怪的：

徐友渔等在《回到政治协商》中说：“众所周知，刘晓波博士始终生活在严密监视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人们读到的刘晓波的大量文章，实际上也是经过了某种放行，是被允许和得到容纳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的言行不可能违反现有法律，必定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他的写作早就中断了。”

这段话说明了一个事实：刘晓波既往的行动和文章是得到“允许”的，因此被“放行”。这封呼吁书虽然没有明说被“谁”允许和容纳？被“谁”放行？但通观全文，显然是指严密监视刘晓波的中共。中共“容纳”“放行”被“严密监视”中的刘晓波的言行，自然也全盘掌握刘晓波的言行，包括和他密切合作的人如零八宪章灵魂人物张祖桦等的言行。

“容纳”“放行”当然是有条件的，刘晓波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界线在哪里，一项行动，一篇文章，是否可以“容纳”“放行”，双方当然都有某种默契。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提供这样的特殊方便？想达到什么目的？今年3月徐友渔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领取捷克人权奖说的话或者是个答案：“《零八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我们极尽全力争取与政府对话，在这方面，等待和劝戒是必要的，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这也应该是中共“容纳”的话了。在徐友渔讲话发表后，香港民主人士“张三一言”特此发表文章，称零八宪章宣誓投降，他从支持的立场改变为反对。

本来，“放行”，“允许”，“得到容纳”，是处于政治高压下的人士获得的某种“政治保险”。“放行”当然意味着所写文章和所采取的行动事先得过中共的关卡接受检查，中共想“放行”的才能“放行”。已经入狱的高智晟，郭飞雄、胡佳，郭泉，黄琦，谭作人等人，是不是本来就不在“容纳”“允许”的范围内？由此又想到几年前与刘晓波关系密切、行动一致的余杰、王怡“排郭事件”后面的诡异。如果国内有活动空间的一些异议人士曾经是政府“容纳”且“放行”的，他们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活动空间而排斥那些没有得到“容纳”“允许”的异议人士？

刘晓波本已被“容纳”“放行”的行动和文章，为什么突然又成了中共指控他颠覆政府的理由？中共为什么出尔反尔？改变过去的“放行”方针？“放也罢”，不“放”也罢，被“容纳”“放行”的一方当然没有要求中共遵守承诺的本钱，只能被动接受强加给他们的结果。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候，当局原来的“容纳”“放行”突然不算数了？徐友渔等的呼吁书表示了忧虑：“目前刘晓波的处境，提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如果中共不再信守与国内异议人士“放行”、“容纳”约定，那这个圈内其他人（即徐公开信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岂不同样危险？这次，与刘晓波交往密切的不少人都未在徐友渔公开信上的签名，是不是他们不喜欢徐信中“放行”、“允许”及“容纳”等话，就不知道了。

最后还有个疑问，徐友渔等的公开信题目叫做《回到政治协商》，是不是刘晓波圈子与中共曾经有过“政治协商”关系？如果没有，又如何“回”？或者，这只是写信人的愿望？

请贵网将我昨天推荐的“瓦文萨线人问题”做此文相关链接。

附：

中国50多位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参与》网站首发）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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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0多位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日期：2009-06-25] 来源：参与作者：徐友渔等 [字体：大中小]

在中共当局宣布正式逮捕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博士的第二天，中国50多位知识分子——教授、学者、作家、编辑、传媒工作者和退休老干部于2009年6月25日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呼吁书说，刘晓波公开发表的文章表明他的态度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他始终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中，他的言行不可能违反现有法律，否则他的写作早就中断了。

当今中国问题重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呼吁书建议以协商的方式，通过对话和沟通，解决社会冲突，释放社会压力，以建立一个良序社会。

呼吁书认为，只有立即释放刘晓波博士，才能表明当局有落实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兑现《国家人权计划》的意愿和走向法治国家的决心，这也是政治协商以及社会和解的新起点。

On June 25, 2009, over 50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ofessors, scholars, writers, editors, correspondents and retired senior officials---appeal for releasing the famous human right activist Dr. Liu Xiaobo who was formally arrested one day ago according to an announcement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letter of appeal says that Liu’s openly published articles indicate that his view points and attitude are rational and constructive. Owing to a fact that he is always under clos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have words and deeds violating laws in effect, otherwise he would have discontinued his writing a long time ago.

Facing numerous social problems and conflicts in today’s China, the letter of appeal suggests to deal with them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by means of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to relieve the social pressure and to establish a well-ordered society.

The letter of appeal maintains that only by releasing Dr. Liu Xiaobo immediately c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ke known its intention to resp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guaranteed by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 Project and to move towards a state of rule of law, and that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nd social 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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