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鬼怎样扒了李逵的皮？（一）
   
    依照辛灏年《谁是新中国》和我《国民党为什么总输给共产党？》的说法，共同的看法是：这是国民党推进中国民主的历史使命使然，反专制传统或人与魔斗注定历程艰辛。但辛书与我文，不能解释“传九退三”活动为何致中共于等死境地的蔚然奇景。所以我有《再论国民党为什么总输给共产党？》之探寻，结论是：国民党真正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创建邪教国寨制作共和外衣。换句话说，历史安排国民党成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共和隧道”的工程部队。
   

    《水浒传》有个真假李逵的故事：李鬼涂黑面孔，假借李逵的凶名在山路上拦劫单身过路客人的财物。中共就犹如李鬼，借国民党维护中华民国功绩，在世界和中国的现代旅途上欺世盗名，不只是涂抹面孔，还真正扒了国民党李逵的皮。
   
    中华共和制远溯公元前西周国人暴动和周召共和•六卿合议的贵族政治创举，近源辛亥革命对满清君主制的政治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首推的中华国民革命之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政治运动的直接产物。
   
    依据《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记载，周厉王统治时期，臣子荣夷公教唆厉王垄断控制山林川泽的物产，禁止国人（镐京平民）进山林川泽谋生，推行“专利”政策。平民怨声四起，纷纷咒骂。周厉王派佞臣卫巫于监视国人，捕杀许多口吐怨言的平民，甚至杀死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使亲友熟人路遇都不敢招呼，只能“道路以目”地看上一眼，整个镐京死气沉沉。大臣召公劝戒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以纳其好言。周厉王却认为这样很好：“堂堂天子怎能让愚民议论！”厉王暴政引发国人暴动，公元前841年，国人自发集结，手持木棍、农具作武器，四面八方冲入王宫。周厉王调兵镇压遭拒后逃往彘，筑室居住14年直到去世。此后周朝由周公和召公共同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国人暴动•周召共和载入史册，中国文字历史也由此开始。
   
    周厉王死后，周公和召公终结贵族共和行政，还政周宣王，周朝王政中兴。周召共和，周朝王室贵族在暂无国君之时共掌朝政，是炎黄子孙的中国君主制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的孤帆，可谓前现代世界“共和政治”花园中的国民共和奇葩。
   
    共和制由阿卡德人而起、罗马人做大，在开放的地中海区域，公民征战灭绝道德衰败的种族不计其数，共和制自我毁灭于罗马帝国的和平时代。直到基督教世界化遏制地中海多神教国家公民腐化和复兴王政之后一千年，公民共和制重现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城邦，通过新教徒在瑞士、荷兰、英国、美国，在16世纪到18世纪两百多年里，创建出神恩光照的“三权分立”制衡的现代共和宪政。东西文明激荡下，由公民等级制之上的贵族共和制到平等制之上平民共和制，四百多年演变和推广，派生出无君共和（多元首、委员会等政治）、虚君共和（英、日等君主立宪制）、共和专政（法国雅各宾派专政、中华民国军政和训政）、共和民主（1865年之后的美国、法国宪政）、人民共和国（各种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共和国，马列主义斗争哲学治国的共产党共和国）。
   
    中华民国宪政则是法国、美国共和制激起的周召共和孤帆再航。中国文字文明史从国人暴动•周召共和的国民•贵族共和开始，此后2700多年君主制黄河再不见共和帆影，天子国花园更难寻共和异卉，世界也只见公民共和洪流。1776、1789年，美国、法国先后发布《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提出“自由、平等”等公民的现代精神，继而先后挂牌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制突破了古代罗马、中世纪威尼斯、近代瑞士和荷兰的局限，具有国会立宪、城乡一体、超教会（委员会）等更正式、更大范围。这种基于自由人权的公民（个人）精神的近代共和制战鼓很快在全世界擂响。亚洲共和就从中华（国民）共和开始， “驱逐鞑虏”之民族（独立）主义被美国激发，“建立民国”之民权（废君）主义被法国激发。法国国民会议、暗杀行为直接成了同盟会•国民党革命的形式。
   
    但近现代中华国民共和乐章与美、法引领的共和合奏只是形似，神韵依然在西周。国民革命的暴动不再将“共和行政”交给贵族，宪法大量引入“人民”一词，求“国民全体”从君权统治下解放，这是西方公民共和制的内容。但起义和暗杀都针对城市首脑，企望一举成功，可谓西周国人暴动的平民行为的继承。中华民国“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之“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要基于中华本土儒家“贵民”文化和反君主专权的思想传统，承载的是西周井田制和一千五百年前的均田制相结合的中华自由与均富的伦理理想。
   
    法国、美国所说“人民”是享有公民权利之个人的统称，“人民权利”实质上是“个人权利”，所以称“人权”；中华民国所说“人民”是“国民”或“全民”、“众人”、“民众”，实乃“家人全体”（故而称民国创始人孙中山为“国父”），“人民权利”实质指“民众权利”，所以称“民权”。中华民国虽然也以共和形式“合众”，文化精神并不基于上帝信仰，而是基于儒家“天地君亲师”的自然•人伦神信仰系统，只是将其中的“君”根据共和制的要求换成了“民”。而这种更换虽有法国、美国为榜样的激励，但思想基础还是儒家自身的：孟子教君王行“仁政”的理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民得民心才可为君，暴君可诛杀；设想恢复西周土地国有的井田制，为民“置恒产”，“足以事父俯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明清之交黄羲之激烈抨击家天下之君“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乃“天下大害”；王船山依据君主制在当时“以天下私一人”而“不均”、“大聚”，主张土地非君主私有，“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天下归公。显然孙中山“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天下为公”、“土地国有”姓“民”的思想，是儒家孟、黄、王一路走来的。
   
    法国人权宣言和宪法明确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华民国从1912年临时约法到1947年宪法都没有肯定私产神圣和人权至上，在法律上国民全体比公民个人重要，民国宪法第142～143条 明文规定：“实施平均地权……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
   
    综上所述，中华共和制在近代出现虽然是西方公民共和大潮卷起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实质却是中华本土原生的，中华民国其实是“中华国民共和国”的简称。由此可推，1949年到今日中华共和制的两岸对峙，中华民国才是真中国。
   
   200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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