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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呼唤发起和推进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视频)/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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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徐水良
2009-3-27 中共及其地下势力拼命诬蔑和反对革命，更反对用全民抗暴、全民起义的手段，来推翻中共暴政。他们的主要理由有二个：
第一个主要理由，或者说是主要谎言，就是任意捏造和歪曲历史，抹煞全世界民主国家、绝大多数由革命或战争来建立的事实，尤其是抹煞全世界所有大国、民主制度全部由革命或战争来建立的事实，胡说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
第二个主要理由倒不是谎言，而是事实，这就是中共掌握着中国强大的暴力机器——军队。但是，他们用似是而非的逻辑，以此断定反对派无法推翻中共，只能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共未来的改良。
他们往往声称，准备等待几十年、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来等待中共的改良。
我们不来驳斥这些人在二三十年时间内，闭着眼睛一千次一万次捏造历史，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劲头，不断重复的第一个革命只能产生专制的谎言。我们已经无数次驳斥他们的谎言。只是这些人继续从来不脸红地重复他们的谎言。
我们也不用德国、日本、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由战争建立民主的例子。
这里，我们主要来评论他们的第二个理由，用由革命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作例子。
按这些人的逻辑，东欧苏联菲律宾等等许多国家最终推翻了独裁者的革命，是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上述理由，在这些国家一样存在。
这些国家，像中国一样，独裁者掌握着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革命，却成功了呢？
这些断言独裁者手中握有暴力，反对派和老百姓手中没有暴力，因而革命不会成功的中共地下势力和自由主义者忘记了，暴力是由人来掌握的。一旦革命时机成熟，掌握暴力的军人，完全可能保持中立或站到反对派一边，暴力有可能成为老百姓、成为人民的力量。
这些军人，或者像开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葡萄牙军人那样，主动起义或政变；也可能像东欧苏联菲律宾那样，一旦人民抗暴或革命来临，倒向人民。
而且、现在的中国军人，与六四大屠杀时期的中国军人，已经有质的差别。现在的中国军人，与绝大多数中国人，大多数中共党员一样，已经对中共独裁者及中共权贵非常痛恨，一旦全民起义、人民革命的浪潮来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毫无疑问地将倒向人民一边。那时，原来由中共掌握的暴力，大多数将落到人民手里，变成埋葬中共的力量。
而且，中国军人像葡萄牙军人一样起义，推翻中共统治的可能，也不能排除。
杨佳事件向全世界表明，90%甚至95%以上的中国网民，至少90%甚至95%以上的中国人，支持用暴力反抗中共。中共连同他们的网评员、地下势力和花瓶民运，加起来也不足5%。
所以，中共及其花瓶民运，气急败坏，精心策划了一个花瓶民运发起者拼命定性为“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表面字句上似乎没有大错的08宪章。企图阻挡这个全民抗暴、全民起义的潮流。把它拉回和解合作，联名上书，反对激进抗暴的过去道路。
虽然不是发起人的中共海外地下势力，一再否认这个目的，把它说成反对派的宣言。但他们在国内的花瓶民运宪章发起人，为了欺骗国内民众的需要，却一次又一次地强调08宪章不是反对派的宣言，而是为了和解合作，为了反对激进，因此一次又一次地揭穿中共海外地下势力的谎言。
不愿继续当奴隶的中国人，一定要坚定地走抗暴的道路。不要听早已成为沦陷区而被中共控制的狭义民运圈中，中共地下势力的欺骗及谎言。不要听他们散布的和解合作的幻想。即使未来有一天我们迫使中共不得不走上和解合作的道路，那也是我们自己奋起抗暴、准备革命、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不是侈谈和解合作的结果。
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但中国狭义反对派民运圈，60%不同程度听命于中共，是地下势力、是花瓶民运，早已成为沦陷区。海内外的中文媒体，包括报纸、中文网络、电视电台、包括西方一些国家的中文广播，为中共严重渗透和控制。剩下30%多甚至更少的真民运人士，因为力量弱小，缺乏有强有力的中文媒体支持，在中共强大的国家力量打压下，饱受诬蔑、造谣和攻击，暂时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
所以，一切不愿意继续当奴隶的中国人，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坚定不移地走全民抗暴、全民起义、推翻中共的道路。千万不要听信那些占反对派和民运队伍大多数的花瓶民运的欺骗。
东欧和苏联，也是在不存在有组织反对派领导的条件下，由分散的没有组织的老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奋起反抗，才产生天鹅绒革命，推翻共产党领导，建立民主制度的。
当时的东欧苏联老百姓，不仅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领导，他们的反对派力量，远远小于中国反对派，人数远远少于中国反对派。他们的手中，也同样没有武器装备。但是，他们用人民抗暴和起义的办法，用基本上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建立起民主制度。
二十年前，东欧苏联老百姓在中国八九民运鼓舞下做到的事情，二十年后的中国人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
附：
张轶东：今年3月后民主与专政的战争形势
2009-03-21
【新世纪特稿2009年3月26日】民主与专政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从杨佳袭警和“08宪章”公布开始的，2009年3月可被看作是这场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在整个3月份，在北京（两会）和西藏（三一零和三一四）两地战云密布，表面上是专制一方打盈了，即开成了“平安两会”和办成了“西藏农奴解放日”等。而实际上则是进一步促成了民主一方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和暴露了专制一方的脆弱。那末从2009年4月份起，这场战争的形势将有些什么特点呢？我大胆地以为，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什么叫革命形势呢？列宁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已经不能用旧的方法统治下去，而下层又不能用旧的方法生活下去时，革命形势就形成了。在北京召开的两会集中地反映出了这个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权贵集团的俱乐部，而全国政协则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们的清谈馆。对待会场外和全市呼声震天的访民，则出动了近百万人的镇压力量。对于访民们来说，上访维权其实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在对于“明君贤相和清官”的幻想支配下的行动。但是这个幻想的破灭需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和付出一定的代价。现在这个代价已经付出了，这个过程已经走完了。人民对于“明君贤相和清官”们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了。但也不要以为上访人群在两会之后一无所获。这其实又是一次全国冤民的“大串联”。他们互相认识了，也就互相交流斗争经验了。于是他们不是限于写公开信，讨说法，而是自焚，自爆，撒传单和焚警车，甚至于击毙士兵和抢枪。这已经是“造反有理”了！
对中共绝望的不仅仅是上访民众，还有知识分子。吴邦国宣称中共绝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赵启正宣称关于六四中央早已有定论不会更改。可爱的吴赵二先生，你们的“严正声明”太好了，比体制内外和海内外所有异议人士写一万篇文章还有力量！于是一切上书呼吁，建议和解，要求真相和“党和政府应该如何如何……”都烟消云散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就汇合成一体，有如汉水在武汉三镇汇入长江，形成滚滚长江东逝水了。
有人说在当今中国大规模人民反抗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专政与人民群众在武器方面的对比太悬殊了。其实在秦末和元末，专制政权和人民之间在武器方面的对比是更为悬殊的：秦始皇把天下兵器没收铸成12个铜人放在咸阳，但是并没有妨碍陈胜，吴广，项羽和刘邦的出现。元朝时几家人才能有一把菜刀，但是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是先后出现了。其实人民反抗的暴力程度和使用什麽武器并不取决于人民，而是取决于专制一方的顽固性和残暴性。目前看来中共其实已经“批准”人民暴力反抗和使用武器了。
二、新一代的革命领袖将出现于失业群体中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中有落第秀才（黄巢）和下岗工人（李自成，驿卒）。基本群众是无以为生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则多为失意的知识分子，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李自成军中的李严，牛金星和宋献策等。现在这两个群体都已经具备了。而且现在的农民工是见过世面，有见识的人了。当前具体的问题是：一旦全民性的革命暴发，新一代的革命领袖将出现在哪里呢?我以为，他们应该是出现在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
有些资深的体制内异议人士连对海内外民运人士都瞧不起，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什麽？”照他这么说，连奥巴马都是娃娃了（历史上美国总统多数是在40--50多岁时当选的）。其实不仅美国，中国历史上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和“自古英雄出少年”。当前失业的大学生累计近千万，这都是20--30岁（当年的六四学生领袖们不也都是这个年龄吗？），正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好像是早上八九点钟初升的太阳。有的人可能不只想要一碗饭，而是有鸿鸪之志，想干一番事业的。却不想一出校门，头上却被浇了一盆凉水，报国无门。怎麽办呢？“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穷则思变了！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还有约150万人是中共党员。他们受过中共的洗脑，但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组织能力。谢谢中共!这可是它为民主中国培养的干部呀！
那么现在国内外，体制内外的民运人士们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应该冷静地认识到，他们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充当领导人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他们（包括六四学运领袖们）多数已是50岁上下的人（“昨日今朝，镜里容颜老”）了，且多数人长居国外，脱离国内的现实生活太久。现在的大学生中既然能出一个王千源，就可能出更多国内的男男女女的张千源和李千源。民运人士们应该放心大胆地把指挥棒交给他们，同时满怀热情地扶植他们，帮助他们出谋划策，始终坚持不懈地对人民作启蒙工作。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没能和革命领袖丹东和罗伯斯彼尔见面，而今天的民运人士们则可以和未来的革命领袖们一起工作。这是因为历史前进的步伐加快了。这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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