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八十） /邱国权

一九八九年是人类历史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用苏晓康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仿佛注定要同许多历史巨灵会晤的奇异的纪念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第三国际70周年、建国40周年、庐山会议30年祭、‘九大’20周年、刘少奇死难20年祭，……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过以笔者的看法：除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共党开国40周年、庐山会议30年祭外，相比之下，其它要么中国人民不是很熟悉，要么不算个什么。

历史为一九八九年安排了如此多的重大纪念，那么它又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来回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呢？

一九八九年初，围绕释放被共党关押达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书共产党实权人物邓小平。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此为契机，拉开了向共产党独裁政权争民主、自由的序幕。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先生发出了《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信中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社会的良好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励之的公开信为发端，北京知识界及海外民运人士纷纷向中共当局呼吁要求释放魏京生。

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缔的“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了“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该组织负责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写完了《重审魏京生》剧本，拟于三月份在法国上演，届时将在海内外掀起一个释放魏京生的高潮。

二月八日，中国民联成员倪育贤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准备发起十几万人的签名活动，以呼请释放魏京生。

二月十三日，著名诗人北岛发起，由中国民联成员王军出面，联系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合签名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签名者不但有李泽厚、苏晓康、金观涛等著名学者，而且还有数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共钦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公开签名反对关押政治犯，这在中共四十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月十九日，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公开宣布成立“释放魏京生公开信签名联络处”，准备在工厂、学校征集签名并将签名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表决。

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

三月八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等四十二人发出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主任记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发出致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人。”

面对社会各界的呼吁，中共当局以“法院审判是完全独立的”作答，拒绝了社会各界的呼吁。

当签名释放魏京生的风潮正盛之时，美国总统访华时，邀请方励之赴宴一事又闹得沸沸扬扬。

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举行答谢宴会并邀方励之出席。美国总统邀请方励之出席美国的宴会，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了。但共产党却不这样认为，依照它们的逻辑：你在我中国举行宴会，邀请什么客人得经我共产党批准才行。结果方励之被阻宴会大门之外。这一公然干涉美国总统事务的不道德行为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又招来一片谴责声。

就在各界呼请释放魏京生的同时，大学校园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和争民主、人权的意识空前高涨。自一九八八年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北大组织“民主沙龙”后，参加活动的学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北京各高校纷纷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讨论会”、“演讲会”、“圆明园沙龙”、“自由论坛”等。其中的骨干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学运领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学生祭奠胡耀邦为发端，一场席卷中国，震撼世界的反抗共产专制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全面爆发了。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数万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未经中共当局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的主题是悼念胡耀邦。中共当局对此未进行干预。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高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游行队伍高喊“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权阶级”、“打倒官倒”“自由万岁”。当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出了七点要求：（1）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3）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对贪官污吏。（4）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6）取消有关限制游行的十条规定。（7）要求政府对他所承认的政策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适当改选部分领导人。但中共的几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并派出警察进行干预。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第十六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成员有王丹、丁小平、杨涛、熊炎、封从德、常劲、杨丹涛。

也就在这一天，《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和《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座谈，与会者强烈呼吁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并为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叫好。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研究员包遵信贴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承认学生们在游行、静坐、请愿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

四月二十日，数万大学生再次来到天安门献花圈，但是中共当局以清场为由派出数千警察对学生们采取了强硬措施，当场学生受伤达数百人之多。制造出了震动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后，北京各高校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经各校学生领袖们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动委员会”，并于当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决定立即统一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会，同时向中共当局递交请愿书，并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胡耀邦的追悼会时。

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和高校数万大学生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当胡耀邦的追悼会后，数万学生高呼“对话、对话！”“李鹏出来！”的口号。但无人理睬。学生们又推举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军、张智勇在人民大会党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请愿书。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说李鹏答应十二点十五分钟与学生见面。“高校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吾尔开希用话筒向全体学生公开了此事，学生们情绪趋向缓和。

孰不知李鹏在此时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花招：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会前对学生们的一切要求都表态同意；但追悼会刚一结束，李鹏等中共的头头脑脑们就一窝蜂地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胡耀邦的追悼会已结束很久，说好的李鹏出面接见学生却没有兑现，学生们情绪激愤！十二点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学生代表为见李鹏一面并递交请愿书，竞采取了中国几千年老百姓见封建皇帝老儿的古老方式：下跪！

学子们爱国激情可嘉！但下跪方式不可取！你是中国公民，凭什么去向“公朴”们下跪？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堂堂正正的人，又怎能奢望别人把你当成平等之人？

在下跪请愿都不被中共当局理睬的情况下，中午一点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沿途学生们呼喊“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

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长沙、合肥、哈尔滨、大连、重庆、杭州、兰州等城市的大学生们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长沙市的中共官员派出大批公安人员进行干预，警察与学生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成学生多人受伤并被捕的严重后果。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等七人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吾尔开希担任主席。学生们提出了开展民主运动的宣传纲领和行动目标：(1)耀邦下台谁之过；(2)政治公开；(3)惩办贪官污吏；(4)废除特权；(5)政治平等；(6)废除终身制；(7)废除世袭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权；(10)反对通货膨胀；(11)人民军警爱人民；(12)依法治国、教育治国。

学生们提出的宣传纲领直接触及到共产专制制度中最腐朽的、仅是在封建时代才具有的原始罪恶基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和进步潮流，得到了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四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万里在听了北京市委关于学潮的汇报后，不敢擅自表态，向李鹏等人建议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再作决定。四月二十五日，当李鹏、乔石等人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地在八十五岁的老朽邓小平面前聆听教诲时，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听懂邓一连串叽哩咕噜的单音节，意思是“动乱”。连忙回去组织秀才们写了一篇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

此社论一发表中共地方官员们纷纷表态以示紧跟，这其中犹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现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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