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四一） /邱国权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组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运动，但迟迟不见动静，就有中共大员们不理不采。毛泽东气在心头，又无可奈何。刘少奇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说：“现在的社教运动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了，得学会秘密串连扎根。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刘少奇这么一说，中共大小官员们纷纷下去搞调查了。

中央机关的人只听刘少奇的，而不听我毛泽东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底听一个工作汇报时无可奈何的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此次会前，邓小平曾劝毛泽东道：“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也许邓小平对毛泽东一天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斗争感到反感，想的是：这次你老就别来哪，大家都省点心。

这次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还没露面就结束了。会后毛泽东夫人江青请参加了会议的陶铸及其夫人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往我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话的么！”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当即发出了命令。

已经结束的会议还要重开！毛泽东到底想做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在重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中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插话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是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在统一战线。”

“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作手不行。……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插话：“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少奇插话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毛泽东一句话宣判了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刑。“文革”一来，毛泽东的红卫兵们根据毛泽东这一句话就将张霖之活活打死！可怜的小张投身共党几十年；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最后被皇帝老儿随口一句话就要了命！

毛泽东对邓小平阻拦他开会已是极为不满，刘少奇再插话毛泽东能不愤怒？在共产党的各级会议上只有上级在下级发言时可以屡次插话，以表示上级的水平比下级高，权威比下级大。毛泽东讲话，刘少奇插话毛没发作的情况只有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刘的插话怒气难消，几天后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更有表演充分。据《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载：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柯庆施未到场，或许生病。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他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 ：“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七十一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到来。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有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常人。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 ，其他人都默不做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疹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毛泽东的怒气还没消。两天后，毛泽东又来到会场，手拿两本书，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最后这几句话份量最重：“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对于毛泽东这翻话叶永烈先生评价说就象毛泽东穿花裙子一样可笑。理由是：毛泽东一生做事都如同他自己对美国人斯诺所说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只此一次想起了要依法办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都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成阶下囚的。毛泽东为什么就没想过他们也有一个公民和党员的权力呢？叶先生的比喻十分形象、生动。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刘少奇只有隐忍退让，默不做声。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毛泽东就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不点名地把矛头对准刘少奇：“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烦琐哲学。”刘少奇对此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泽东一反以往对刘少奇搞“四清”运动做法的支持，对刘少奇搞的“四清”来了个彻底的否定：“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有则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负责人谈话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说：“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写出了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三个月，九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许世友将军马上信誓旦旦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马上带兵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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