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十七） /邱国权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的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的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方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一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

》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传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势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在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请读者注意文中的几点：

一、人为地描绘出了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景象“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为日后大整“右派”张本。

二、杜撰出“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给人以右派们真的要推翻共产党的印象，以激发出人们对右派们的愤恨之情。

三、毛泽东把自己布下的“口袋”说得一清二楚，即“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

紧锣密鼓，六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刚刚下达，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于六月十日下达。

毛泽东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开始“反击反动派”：

北京条件已经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展座谈会，极有效益。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次务必要使右派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翻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就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就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报》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转载。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就是日后在文革中大红大紫、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姚文元。

毛泽东再次以《文汇报》上发表的批评《文汇报》的文章为突破口，发起对《文汇报》的反击。这样的手法对毛泽东来说是屡试不爽。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全文如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地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文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除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文向》外，还为新华社亲笔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

姚文元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就崭露头角，深得毛泽东的赏识，预示着今后的政治前程无可限量。

只凭知识分子们的几句耿耿忠言就要定罪，不但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们想不通，就连毛泽东自己恐怕也觉得太牵强附会了，难以自圆其说。怎么办？真是天下事难不倒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只要抓住几个民主党派的典型头面人物，给他们安上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预谋的想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罪名不就行了吗？

毛泽东左选右看，东挑西拣，终于发现了目标：章伯钧、罗隆基可谓条件最合格：两人都是民主党派的副主席一级的高干，两人都是政府的部长一级人物，两人都发表了对政府不满意的言论，对，就拿这两人开刀！储安平虽言论更够“右派”水准，但其在民主党派内的头衔太小，用他的人头祭旗，实在有损共产党的脸面，而葛佩奇虽“罪行”比储安平更为深重，但此人仅是一大学讲师，把他作为典型更会令世人耻笑。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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