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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解体中共专制的手段
这篇文章讲一讲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解体中共专制的手段。
民运中，关于解体中共专制的手段主要集中在两点，即：“改良还是革命”。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革命”不是手段，恰恰是目标，即：实现国家制度性（或曰体制性）改变。“改良还是革命”一说将手段和目的混淆了。此说在满清成立，因为满清有维护帝制与建立共和之争，而在当下则不能沿用。所以，“在民运中，准确的表述应当为：改良还是暴力（手段之谓），并由此实现革命（目标之谓）。
由于认定“改良”或“暴力”这两个观点的人都各持己见，所以，只能是一个目标，各表手段。然后殊途同归。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如下：
一、几件往事：
1、在“六四”如火如荼的早期，我与朋友的分歧就很大，朋友乐颠颠的兴奋得很，说：“这回，扣过来了！”我说：“不可能，绝对镇压！”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大规模镇压学生的先例。共产党还要不要脸？”我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脸，有脸它就不会反右，反右它都做了，再杀知识分子它就没有心理障碍了，邓小平是淮海战役过来的，几十万人打死都不眨眼。还怕再死几个学生，保政权跟夺政权一样重要”朋友不服，连连说：“锤子！扣过来，肯定扣过来，共产党没得那么大的胆子，这回闹得好凶哟！”我也冒火了，说：“你龟儿哈宝，懒得跟你讲。记到！先镇压，然后集体学习、统一认识、个个表态、人人过关。”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我的说法。其实并非我老乐有远见，而是中共的性质使我对它的认识打下一个牢靠的底子，中共的天下是通过主动杀人而非被动杀人的手段得来的，它杀党内人士都不眨一下眼更何况杀外人。 2、“六四”之后，中共签发一大叠全国追捕令，把一个个学生娃追得四处跌扑、朝不保夕。大学纷纷开除“六四”骨干成员的学籍，遣回原籍。这种斩草除根的做法，令当初大骂“四、一二”白色恐怖的党内人士都感到汗颜（正是在中共痛下杀手之时，中共内部开始有了退党人士）。3、江泽民上台后不久，中国成立了反贪局，多响亮的名儿啊，让人联想到香港廉政公署，中共让了步，中国有一点救了。那晚，我竖起耳朵听央视这一报道，可是，末一句话又把我打回无尽的绝望境地，我至今记得那句话：“各级反贪局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江泽民这回可是把全国人民涮惨了。我们老百姓对这国家还有信心吗？没有了！由于“六四”后党的“威信”大面积滑坡，江泽民决定放低入党门栏、加大干部待遇、纵容贪污腐败，救党于既得利益中，此招竟然迅即奏效且广延至今。中国大量权贵阶层正是在江泽民时代形成的。
二、改良需要人文背景：
印度的甘地静坐，面对的是英国人，英国人总体来讲是绅士，面对绅士，那静坐就能感人撼人、就能渐次奏效。别忘了，甘地私下里还说过这样的话：“只要印度能独立，就是希特勒，我也愿意结盟。”这个君子为了目的也有点不择手段，也有点不讲义理。甘地当时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国际伙伴，英国的盟国们都在暗中对甘地施压，维持大英帝国的利益和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其实，甘地静坐是迫不得已，是在君子面前使苦肉计。甘地后来之所以成为一面旗帜就在于他在世界首创非暴力主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能够成功就在于它的对象是英国人。在这里，我要向拥有强大武装力量但却更明事理的英国人致敬----他们为了保全和尊重骨瘦如柴的正义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而东欧的和平革命能成功也有一个特殊的人文背景，东欧的共产集权本来就是建立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的，那个社会的自由思想一向广为流布，俄国强加的共产专制，在思想基础上极不牢靠，金发碧眼们一“散步”，它就稳不住，要垮。在澳洲，我参加过匈牙利社区大教堂的圣诞活动。什么叫绅士、什么叫贵族、什么叫修养、什么叫真正的知识分子，我算是开了眼界，看看他们的举止修养、他们的和蔼与尊严、看看它们教堂过道上挂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照片，我当时就想，东欧搞共产专制那真是历史的误会。我还得讲一点余绪来证明这一点，俄国和东欧的共产专制解体后，东欧人鲜有在旧的“建党日”和“国庆日”上街游行纪念，而在封建专制思想相对深厚的俄国就有不少人在旧的“建党日”和“国庆日”上街游行纪念。
而中国的人文背景你我都明白，专制意识人皆有之（有些人不能在外边逞能就在家里逞能），人的劣根性是世界上最为独特且冥顽的。封建时代靠读书做官改变个人境况，俄共成事之后又给中国人多开出一条做官的捷径----痞子玩政治。一旦做了官，便作威作福、享尽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卧榻之旁就不容他人酣睡了。加之现在的权势与大油水直接挂钩，更是须臾不可旁落。不信，你去天安门静坐一天、你握一支玫瑰进中南海软秀一回，不乱棒打死你才怪。
三、改良背景的丧失：
我以前说过，中国流了几千年血，再也输不起了，能由改良一途达致革命是上上策。这里，我依然要善意地假设类似胡耀邦、赵紫阳（即个体的好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党内的存在，但是，我同时更怀疑他们在党内的博弈能力和博弈实力，因为他们的道德不适合党内的游戏规则。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相对而言的好人的出现是个特别现象，与他们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有关。比如胡耀邦，他在党内的威信产生于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期，中共要重建就需要有胡耀邦这样开明的人；赵紫阳在党内的威信产生于对“四个现代化”的渴求时期，中共要致富就需要有赵紫阳这样有全方位开放治理能力的人。而现在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现在的时期是：中共是国际债权人、外汇储备居世界前茅、官员之富赛过刘文彩，妈呀，这可是中共历史上登峰造极的辉煌时期。这个时期它需要什么人呢？它需要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维稳”的人、一个能够通过保守手段固持现状的人，这是中共在这个时期的必然选择，是不依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许他们之中的个体看上去不似邓、江、曾那样的铁腕人物，但是，他们因为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每一个人都会拨出自己恶的一面----哪怕有些人是有限的----去共同组合成一个铁腕核心以符合这个利益集团的需要，这就厉害了。专制统治者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作为自己的后盾，公安、国安、武警和百万大军里面都是党代表说了算，庞大的国家武装就是中共的私家军。“六四”死那么多人，就是为了保邓小平一家、李鹏一家、陈云一家、王震一家、薄一波一家……
刘晓波被逮捕正是他们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在政治层面绝不跨出关键一步的讯息。尽管“现代正义”的文明格调超出“原始正义”不可以里计，但是，中共依然不接《零八宪章》的招。
所以，我对中共本身通过改良达致革命以及民运人士与中共勾兑都不抱希望，因为这个时代丧失了与之相关的背景条件。
四、廓清暴力的概念：
暴力革命不等于武装革命，把暴力革命理解为武装革命是错误的。
掀翻一辆警车叫暴力、操起拳头向别人抡过去叫暴力，在家里抡叫家庭暴力，在街头抡叫街头暴力。把子弹装进弹仓，拉枪栓，扣扳机，“砰！”的一家伙，这叫武装。武装属于暴力，但暴力不一定是武装。暴力革命并不意味着就是建立根据地。“井冈山”和“猪湾登陆”的方式皆不可取，不是不想取，而是不敢取----技术一关打不通，死路一条。中共派直升飞机来别说扔炸弹，就是一路扔石头也要把你砸成肉酱。我尊重此一构想和有关行动人士，但我更反对无谓的、没有代价的牺牲。
五、暴力不可主张：
首先，暴力不是我们所能主张的，若要主张，那下一步必是推行，若不能推行，主张一说就是废话。这个东西跟你的信仰没关系、跟你的决心没关系、跟你吃没吃豹子胆也没关系，原因只有一个：无操作性可言！现实社会不像民国，民国很宽松，中共可以四处流窜，组织和煽动暴力暴动，很成功。中共通过什么方法获得政权，它反过来就对这些方法特别敏感，控制得特别紧。学生运动、传单告示、秘密结社、私下串连、民间武装等等，都是中共极力封杀的对象，它害怕，因为它是通过这些手段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它接下来专制了，就怕人民如法炮制又推翻它。
六、暴力产生的社会背景：
但是中国的暴力为什么还是发生了？我要说，这是自然发酵的结果，不是“主张”的结果。我们的观念不能制造暴力，我们的观念也不能制止暴力，同样地，中共也不能制止它。为何中共不能制止它，因为中共原本就是这暴力的源头----暴力因它而起。不但是源头，按中医的说法，它还是暴力一路下来的发物。传统上讲，中国人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造反，中共的低保政策就是想化解这一可能的危机。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今时的中国人不是猪儿，他们对生存的理解绝不是停留在糊口活命上，他们要尊严、要公平、要享受纳税人应有的权利、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口稀饭与一只鲍鱼区别很大、农村孩子上不起大学与官员孩子出国留学区别很大、讨不起老婆与拥有一群粉脂玉黛区别也很大（自由国家也有贫富悬殊，但那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不患贫，患不均”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共根本解决不了这个由它而生的社会问题。加之种种恶劣执法导致的冤屈日渐积累，有权势的人不懂得纳税人与吃税人之间的关系、不懂得低调做人、不懂得谨言慎行，相反，他们以为居高可以临下、恃强可以凌弱，每每做出荒唐事，以飞扬跋扈辱人，民众就无法忍受。杨佳的牛耳尖刀、邓玉娇的修脚刀、瓮安事件、反拆迁暴力事件、南康事件、石首事件、东明事件以及滚滚的上访大军就是他（她）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所以，中国的暴力不是组织和煽动的，它是自动的，是与畸形的改革开放同步形成、孕育和发展的。它的先期因素就是经济改革没有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一头在产生掠夺而另一头并没有产生制约。
正因为情景尴尬，中共才把许多自己制造的麻烦赖到“国外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 的头上，这是推卸责任、是不对头的、是街头混混的作风。
七、暴力的生成链：
暴力有一个孕育过程，即：不满----仇恨----暴力。不满属于情绪范畴，这一步需要疏导，若化解了就不会凝聚成仇恨，但中共因其长期的专制性主政导致了许多认识上和行事上的狂妄。对于无权无势者的不满，它是不屑于去疏导的，不但不疏导，还要激化，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民权思想。事实上，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连民权的概念都没有，他们上党校提高水平是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水平、提高如何截访为上级减压的水平、现在又增加了如何“处突”的水平，但就是不提高对权力来源认识的水平、亲民水平以及如何疏导民怨民愤的水平。从这个成长模式培养出来的官员你怎么能指望他执政为民？拿民当奴、当可以盘剥和轻蔑的对象是目下中国的普遍现象，怪不得连一些原本不错的知识分子都守不住底线要跻身官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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