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中
   
   就余傑《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一文，張裕連續發表《“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嗎？》、《“諍友諍臣”還是“獨立學人”？》等三篇文章，對牽強附會的余文多有批評。如張裕所言：“康梁的道路”足以說明：“改良派”的道路並不一定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也一樣可能‘是暴力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冤冤相報、以暴易暴的道路’”。
   
   竊以為，劉曉波與胡適不無共同點，一口咬定“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則大謬不然；捨此別無選擇，將暴力革命一棒子打死，就更是謬之千里。

   首先，劉曉波、胡適致力於改變的對象截然不同：後者面對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劉曉波面對的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惡果僅存的極權專制。
   
   胡適1941年7月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英文演說，提及極權“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等二十個特徵，中共1949年建政即照單全收，並屢有割斷犯人的氣管和收取槍斃人犯的子彈費，以及用莫須有的罪名將母子二人同時處決的創舉。
   
   其次，在自由的多與少的空間裏，胡適以開啟民智的“諍友諍臣”的身份出現，而劉曉波1989之後被徹底封殺，無法發表、出版文章和著作，只能在海外的報刊和網站闡述自己的觀點。二者所處環境有天壤之別，路徑選擇自然也就分道揚鑣。不具備胡適所在的外部環境的劉曉波，只能以民間異議人士的身份出現。
   
   條條大路通羅馬，反抗暴政作為唯一的通向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激進或漸進、革命或改良都不成其為問題。當下共同的敵人是拒絕政改的中共暴政，取得這樣的共識，路徑選擇不妨求同存異。哪有放過最大的敵人不打，自己內部先互相攻擊的呢？
   
   余文：“某些‘忽然革命’者，打著‘徹底革命’的幌子，炫耀反共之堅決，其實他們的骨子裏與觀看秦始皇出巡的劉邦和項羽並無二致。”
   
   中共鬧革命都打著自由民主的幌子，與劉項不可同日而語，何況今日之革命者？以大陸吏治之腐敗，民眾維權之艱難，“反共之堅決”又有什麼值得譏諷的呢？
   
   古今中外，沒有革命的威脅，沒有大規模暴力反抗的壓力，既得利益集團很難從內部產生變革的動力，體制內部的健康力量沒有成長的空間，改良從何談起？誰不希望和平轉型？和平轉型離不開民眾的普遍覺醒，和公民教育（啟蒙）一樣，極權制度下為促使民眾覺醒或維護個人正當權益，迫於無奈的暴力反抗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義性，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特徵。
   
   沒有高山無所謂平地，沒有衝突就沒有進步。如果只是逆來順受，用理性和非暴力主義來麻痺和腐蝕自己，人類早已滅亡。真正的理性是、且只能是，充分認識到暴力是一柄雙刃劍，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結出了惡之花，並不能否定暴力給歐美帶來了憲政民主。民眾有權反抗暴政，是美國自由民主最牢靠的保障。
   
   激進與漸進、革命與改良絕非死對頭，完全可以相互轉化、良性刺激，目的都是為了整合、動員包括體制內的健康力量在內的社會力量施行憲政民主。激進的暴力反抗往往更能彰顯漸進、改良的價值。人是理性動物，政治集團同樣如此；在變則皆大歡喜，不變則兩敗俱傷的情況下，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大勢所趨是也。
   
   查建國先生公開組黨坐了9年大牢，去年才出獄，夠不夠激進？崔衛平說的好：“正因為有了他們，官方才認為我們是溫和的。由於他們，我們才不至於坐牢。僅僅因為這一點，我們就該心存感激。”（查建英《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
   
   反抗暴政之路，有的步伐快一些，有的慢一點，有的高屋建瓴，有的從改變身邊的人和事做起，屬於非常正常和自然的生態。網友“老虎廟”幹起了本該民政部門幹的事：幫助北京流民，為他們組織募捐，儘可能地為其介紹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誰能說他的工作沒有意義？一個人沒有尊嚴，感覺不到來自同類的愛與關懷，追求自由民主是不是遠了點？
   
   許志永博士先後組織、聯絡、感染數十名網友多次零距離考察京城黑監獄，還有比這更生動的法制、人權、參與的公民課堂嗎？中共能夠容忍許博士，不就是因為還存在比許更激烈的方式方法嗎？
   
   《零八憲章》對認清中共醜陋的嘴臉大有裨益，楊佳事件對民眾何嘗不是一個教育？在權錢當道、惡警遍地、司法黑暗、有屁民無公民的大陸，建設公民社會、民主制度，需要人們去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唯一不需要的就是內訌。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不過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黨文化的折射。
   
   張三一言：“當劉曉波以原始正義貶低楊佳時，我反對這個貶低；當他發起08憲章時，我支持他的正確做法。當余傑把楊佳視作納粹時，我反對這種歪曲行為；當他作一些有益自由民主的事時，我支持他的努力。”（《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
   
   楊佳案事實不清、審判程序嚴重違法，根據罪名法定的原則，楊佳有罪本身就是中共枉法裁決的產物，對楊佳的任何貶低都是以中共的非法判決為基礎和前提，而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對於異議人士來說，就更是如此。
   
   人們總愛以甘地和胡適為例來說明漸進、改良的好處，但每每忘了最關鍵的一點：甘地、胡適面對的英國和民國，遠非不知羞恥的中共可比。大陸至今無民間辦報自由，所謂敢言媒體只是在不觸犯一系列紅線的條件下，允許你打點抆邊球，打得不好，稍微抆出那麼點火花就可能被嚴厲整肅。
   
   對於中共暴政，與虎謀皮也好，刺刀見紅也罷，溫和或激烈，但凡有利於權利意識的增長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心平氣和地傳播民主思想，與走投無路、忍無可忍情況下的暴力維權，以及挑戰一黨專政的《零八憲章》，又抑或是更為激烈的建議和行動，都自有其可取之處，和存在的價值。
   
   有了共同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以自己最擅長、最認同的方式和手段去追求自由民主，有行動就有取捨和鑒別，水滴石穿、揚長避短、相互激勵、百花齊放，憲政民主才有可能最終建立起來。
   
   在當今大陸，暴力反抗唯一的煽動者只能是中共政權，只有它才有能力讓民眾看不到合法解決的希望，民眾因此才會對司法救濟嗤之以鼻，對楊佳崇敬有加：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此人人之所同也。信奉漸進、改良的異議人士，對此不可不查。
   
   原载《黄花岗》2009第2期，总第28期
   

此文于2009年06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