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胡平作品选编

如果你回答“是”，那岂不是说，从运动一开始，李鹏、陈希同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按照邓小平指示写成的4?26社论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学生否认他们反党，要么是撒谎（或者说策略）、要么是被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所蒙蔽利用的吗？那岂不是说，赵紫阳在民运期间以及后来的录音回忆中坚持民运不是反党的说法，要么是天真是无知、要么是权谋是欺骗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运不是反对共产党，如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回忆里所说“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问题是，一场发生在共产专制下的民主运动，不反共产党是可能的吗？不反共产党的运动还能算民主运动吗？例如4·27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拥护共产党”——这还能算民主运动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么复杂。我们知道，在学生方面，4·26社论发表前，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过七条要求，其中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状况；允许民间办报，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所谓“十条”；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报道。接下来，学生们又成立了独立的学生自治会。照理说，学生的这些要求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国现行宪法的。学生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行民主、实行多党竞选，更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所以，指责学生反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中共当局方面，从一开始就咬定学运是“反党”，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权，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最知道他们的专制权力有多脆弱。共产党领导人很明白，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压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宝，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

问题在于，共产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例如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之下，皇帝高高在上，皇帝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各级官员也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人民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由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充其量可以通过舆论等方式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但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也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的政策，所以整个国家仍然是不民主的。

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它还声称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在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在中国，根据宪法，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性别、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统统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国，按照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也是要选举产生的，但是，共产党通过否定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选举根本不成其为选举，从而使得“人民主权”沦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反过来也就是说，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民赢得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一旦人民可以发表不同政见以及组织不同的政党，假选举必然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必然变成了真民主。简言之，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那就意味着他们同时有了真正的选举，从而也就有了多党制，有了真正的民主。

正因为在传统专制下可以有自由而无民主，而共产专制之所以无民主是由于无自由，有自由则必然有民主，所以在共产专制下争取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提争取民主而只提争取自由：一旦自由到手，民主也就到手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