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抓水面以下的“鲨鱼”

    因反右派而延长了学期﹐一九五七年直到八月中旬才放暑假﹐九月初又开学了。新学期虽然按时上课﹐中心任务是搞运动。领导上说﹐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并不需要“钓”。现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特别是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鲨鱼”。深挖水面以下的右派的做法，先是在内部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中国法院的司法程序叫做“先批后审” 。反右派的程序是“先定后揭”。 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

    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

    “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当了右派就会被开除团籍﹐影响前途等等﹐谁能料得，竟在而立之年步入死亡之谷。 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为右派。我说﹐沈元就是属于六月八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演讲都是不赞成的。我强调六月八日这一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1）共产党常常违反自己的政策﹐无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措施﹐是否执行﹐无从保证。 我又心生一计。我说﹐423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 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

    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党员。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

    且不说“右派分子”的性质如何﹐是不是“右派分子”由谁来判定？判定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审核的程序﹖没有。本人是不是接受，有没有申诉的程序？也没有。共产党的任何决策都是黑箱作业﹑幕后操纵﹐但又有“群众路线”的外观﹐说起来右派分子都是群众点名的。这种决策程序﹐制造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冤﹑假﹑错案又是难以纠正的﹐因为群众都被裹胁进去了。只有等到矛盾重重﹐威胁了稳定﹐再由党组织来一次运动﹐进行平反昭雪。而纠正冤﹑假﹑错案又成了共产党的功德﹐至于共产党如何制造冤﹑假﹑错案，那就不提了。这是比斯大林的肃反高明的地方。

    点了沈元的名就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每次开会都由我来主持﹐但每次会议都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动﹑思想上痛苦。这样﹐促使我去思考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并没有经过同学们的授权﹐为什么能够领导班级？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不是司法机关﹐为什么能够把公民裁定为“敌人”？我的政治经验告诉我﹐这种思考是很危险的﹐诸亲好友谁都不能讲。

    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限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她）了。

    有一天﹐东语系的一位女同学宋诒瑞来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学同学。她说﹐她也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过去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她递给我一大包东西。我知道这一大包东西的份量。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如日记﹑信件﹑笔记﹑草稿等等﹐可以从中找出“黑话”来。我在走廊里接过这一大包东西﹐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厕所。我在厕所里脱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东西﹐回到房间就把它锁在箱子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众目睽睽﹐假如我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从学生宿舍到教工集体宿舍﹐都是与人合住﹐那一大包东西一直压在箱底。后来成了家才把它取出来。但我又不愿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触电一样﹐不敢碰它﹐从来没有看过。至今犹保存在南京家中﹐但愿有一天物归原主。

    我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将这些信件让同学们分析批判，沈元的问题会越搞越严重，所以不能公开。但锁到了箱子里，我又责备自己，隐瞒不报，是欺骗组织。想了又想，还是不能拿出来，否则，非但沈元的问题会越搞越严重，信中牵连到的人也将陷入罗网，说不定连宋诒瑞本人也难以幸免。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不交出来，对党不忠诚；交出来，良心通不过。最后，还是人性压倒了党性。我庆幸，在当忠诚的共产党员时，尚未泯灭良心。我后来之所以走上持不同政见者道路，也是凭这点良心。

    我将这一大包东西打了埋伏。这是冒风险的事，如果被人揭发出来，必是右派分子无疑。我担心沈元的交待会牵扯出宋诒瑞，班上的同学去找她了解情况﹐那就坏事了。我悄悄地对沈元说﹐宋诒瑞把你们过去的通信交出来了。他很紧张﹕“她怎么能这样干？”我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他的金鱼眼睛盯着我问﹕“会不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怎么不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就是私人通信吗？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争相公布罗隆基和朋友们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沈元说的“我们”，可见是一批人。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这些信件现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宋诒瑞﹐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学的同学﹐考上清华﹐常有来往)等人。他是聪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数了。（2） 最后﹐对揭发批判进行总结﹐给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总结发言又是 落在我支部书记的头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那时才三十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 我还有点不服气﹐我说﹕“沈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说﹕“沈元是不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无话可说。

    他问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发言稿？不同意就换人讲。”一搞运动﹐领导作风都变得雷厉风行了。那时我不像后来那样胆大包天﹐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我修改的发言稿﹐特别把“变本加厉”那四个字加了进去。开会发言时﹐我显得没精打采。同学们问我﹕你今天怎么有气无力？我说﹐身体不好！其实是心情不好。

    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就开除沈元的团籍。会上﹐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居然说﹐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和党支部书记谈一次话。这是当时人们“心向党”的表示。但他不知道﹐我也是自身难保。团支部委员詹婧韶转告的时候﹐我说﹕“好吧﹐你和我一起同他谈一次话。”我怕加重“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约詹婧韶参加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她作证。我能谈什么？无非是“好好改造思想”之类的废话。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我的脸色给他稍许安慰。

    注：

    （1）当时因翻译、传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差不多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直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作出《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时，“不予改正”的根据之一，竟然还是“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自选集》第85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这家党委仍在一九五七年原地踏步。

    （2）林希翎也交出了她的日记和信件。她说：“因为我当时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们的问题的。那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种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和‘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过不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林希翎自选集》第50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

    八，党性和人性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底﹐反右派告一段落﹐进入“整改”﹐叫做第三阶段。按当时的解释﹐第一阶段是座谈鸣放﹐帮助党整风。毛泽东说﹐他提出的是“鸣放”﹐加上“大”字﹐变成“大鸣大放”是右派分子的发明。不料在鸣放阶段发生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插进一个第二阶段反右派。反右派之后﹐还是要回到整风﹐边整边改﹐这就是第三阶段。一九五八年四月﹐又提出一个第四阶段﹐党员个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思想。那时正在进行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接着又是大跃进运动﹐运动套运动﹐运动连运动﹐结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就不了了之。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整风运动应从反右派阶段转入以整改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他说：“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1）《人民日报》以《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为题发表社论，掀起了第二次鸣放高潮。据新华社报导，交通部在十一月一日进行整改动员报告以后，当天下午就贴出大字报一千二百五十八张，至十二日统计已贴出大字报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一张，平均每人贴了四张以上。将右派分子打下去了﹐再按右派分子提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中﹐党组织和干部又成了批评的对象，但特点是整下不整上，没有人再敢向“老和尚”提意见了。 我因为思想“右倾”﹐在“整改”时是重点对象。我作了几次沉痛的检讨。我本来就认为党和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我的发言中有代表党检讨的成份。就个人来说﹐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一个是本真的自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那里主持会议﹐发表讲话﹐抓阶级斗争﹐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反右派﹐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同情右派。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党性和人性的矛盾。林昭提出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