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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莫建刚——六·四的精神——贵阳六·四二十周年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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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同仁第一次“六四”纪念活动现场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09年6月4日是六•四运动二十周年祭。贵州人权研讨会以及人权捍卫者决定从4月底开始进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4月24日前贵州人权研讨会的陈西被警方非法软禁，在这种比较严谨的情况下，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全林志等为了不让贵阳的六•四纪念活动过早的夭折（因为从很多迹象来看，警方已经开始进行对贵阳六•四纪念活动的布控），他们决定在4月29日举行第一次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选择了贵阳市的一个旅游点——“仙人洞”半山腰的一遍开阔地作为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地点。并通知所有要参加的同仁在4月29日下午3点—3点半准时到达集合地点。但是，由于走漏了风声，警方于4月27日（星期一）到杜和平先生的家里进行了询问，但是杜和平先生并不知道这个纪念活动的事情，警方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4月28日(星期二)警方强行将吴玉琴女士传唤到公安局进行询问，奇怪的是警方并没有向她问及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到公安局之前，吴玉琴到莫建刚家向他说道公安局传唤她，莫建刚建议她不要去，因为警察什么拙劣的勾当都做得出来。吴玉琴表示：去公安局最主要是探听一下警方是否知道第一次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一想法的驱使下，吴玉琴去了公安局。在被警察询问了6个多小时后，吴玉琴在回家的路上和莫建刚通了电话，并告知警方不知道纪念活动的事。
4月29日（星期三），早上8时左右，吴玉琴突然打电话告知莫建刚说：她得了重感冒并且在发高烧。莫建刚得知这一突发事件，急忙到了吴玉琴的家里，的确吴玉琴病得不轻，必须赶紧到医院去医治。这样吴玉琴由于病重而没有参加第一次六•四二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缺憾。下午3点—3点半，所有参加纪念活动的同仁都到了那个“仙人洞”半山腰的纪念活动的地点。稍作准备后，大家便开始进行简短而庄严的纪念仪式：这个庄严的纪念仪式由申有连先生主持，申有连作了简短而精炼的开场讲话后，并带领大家向六•四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随着便由莫建刚颂读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祭文。全场由两个微型数码摄像机进行摄影。真实地记录了贵州人权研讨会和人权捍卫者2009年第一次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全过程。
半个多钟头后，简短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庄严的气氛中结束。但是，由于还要进行晚上的六•四二十周年烛光纪念活动，于是大家便信步走上山顶“仙人洞”的大院里，在那里休息和进餐，准备到晚上7时左右，天黑下来后，再进行六•四二十周年的烛光纪念活动。
由于事前走漏了消息，警方已经在“仙人洞”周围布下了很多的警察。事态急剧转变，大家决定取消晚上的烛光纪念活动，提前下山回家。这时，警察已经将我们包围起来，他们对我们进行了贴身跟踪，急情之中我们将那两台数码摄像机和那幅写有：“六•四二十周年祭”的横幅转移到那些不太被警察注意的同仁身上，在大家的掩护下，迅速的离开了现场。
现在大家心中都踏实了，因为所有的重要资料都被转移出警方的包围圈，可是，警方却对我们当中的几个同仁实施了绑架，被绑架的有：莫建刚、申有连、黄燕明，他们被强行绑架到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办公驻地。警察对他们进行了违反《宪法》的粗暴对待。在被询问得不到他们所要的真实信息后，莫建刚首先被一个叫高飞的国保警察一掌打在右脸上，随着一个黄姓的警察用手指直戳到莫建刚的左脸颊上，脸上被戳出来一道伤痕，此时，莫建刚立即对他们的虐待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并指出国保警察的虐待行为是流氓和土匪的行为。申有连在同一时间里，也受到国保警察类似于粗暴的逼供讯。他们被羁押到30日凌晨4时左右才被放回家。
5月6日，由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廖双元、陈西、黄燕明一行，下午2时半来到贵阳黔灵山公园，他们首先在动物园后面的那块青草地上，穿上橘黄色的体恤衫合影，这些体恤衫是来自深圳的民主同仁李铁和杨勇两先生所馈赠的纪念品。这体现了深圳和贵阳两地的民主同仁将联合并把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到底。随后，他们登上了黔灵山后山的山顶，那里有一块较开阔的草地，这六个人在这里展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横标“六•四二十周年祭”，进行了又一次简短而庄严的纪念活动，并将这次活动进行了摄影而留着纪念，这是第二次。由于事前做好了较隐秘的通知，这一次的纪念活动非常成功。
随着六•四二十周年的临近，人权研讨会的成员一致认为，只有充分展开对六•四精神的深入讨论，才能使六•四大精神得到永存。并决定将每星期五人权研讨会改成对六•四精神的演讲会。5月8日（星期五），贵州人权研讨会集合在河滨公园老干所内的那一条长廊上，在陈西先生的支持下，由莫建刚主讲了如何继承和传播六•四精神的演讲。随后，所有在场的人权捍卫者都进行踊跃的发言。由于持谨慎的态度，这次演讲会没有进行摄影留念，这是第三次纪念活动。
第四次纪念活动定于5月14日（星期五），这一天准备写出纪念横幅，并带照相机进行拍照。但是，由于电话、电脑和手机都被监控，下午2时半左右，主讲人陈西在路上被国保警察强行绑架而被软禁。随着，大批的警察包围了演讲会的地点。这些警察的目的就是不准拍照和不准拉横幅标语。因为他们最畏惧的是，这些照片一旦刊登在“动态网”上，那么他们将丢尽警察的脸并会受到处分。但是，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六•四纪念演讲会依然进行，这次改为由吴玉琴主持，申有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演讲。在这种极为严密的控制下，在场的所有的同仁，依然毫无畏惧地踊跃发言并将纪念会推向高潮。
5月22日（星期五）中午，莫建刚被河滨派出所强行带到所里而被软禁。贵阳的几名公安到陈西家要他带换洗衣服，然后把他带走。申有连则被公安带走并被控制在贵阳市郊的一个山庄。公安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民运骨干去参加下午纪念六四的会议。黄燕明和廖双元上午也被公安带走，到了下午临近两点半聚会，有更多人被控制起来，如杜和平，陈德富等。虽然更多的骨干力量被公安控制，但是他们仍然有二十几个人来到聚会地点座谈六四。警方把陈西、莫建刚、申有连、杜和平带走了，剩下大多数的老人，其目的就是想削弱人权研讨会的力量。但是，就剩下的二十几个人，他们还是继续讨论，继续纪念六四。
6月1日下午2时半左右，吴玉琴、陈西、莫建刚、黄燕明、张重发、杜和平一行，在贵阳市河滨公园会面，同时商谈一下6月4日在公园里举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些事情。吴玉琴、莫建刚和杜和平，到“民权”广场再次和人权捍卫者们进行沟通和动员，国保警方和基层派出所派出警员对这一行人进行最近距离的跟踪。吴玉琴、莫建刚和杜和平到了广场后，还不到半个钟头，贵阳国保警察的一个小头目贾述其（音）迅速地走到吴玉琴的跟前企图将她带走，在之前派出所也派出警员想强行将莫建刚和吴玉琴分开，而杜和平却已经被警方强行带走了。在吴玉琴和莫建刚的坚持下，事情进入了僵持状态。可是就在3点过左右，那个国保警察贾述其用手机调来了一辆云岩公安分局的车子，河滨派出所也调来了一辆车子，他们不顾吴玉琴身患重病，便将她强行绑架上了云岩公安分局的车子后迅速离开了“民权”广场。而莫建刚却被强行地带到了河滨派出所。吴玉琴被贵阳云岩公安分局非法绑架后，被送到市西派出所软禁。
6月2日，吴玉琴、申有连、莫建刚、陈西、杜和平等人的家已经被严密地监控起来。6月3日早上莫建刚、杜和平再次被河滨派出所强行带走，并用警车送到离贵阳一百多公里的息烽县将他们软禁。陈西被市西派出所强行关押在离市区二十多公里外的龙洞堡。廖双元被警方追捕而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申有连同样被派出所强行软禁。6月4日，黄燕明、张重发、陈德富、田祖湘、雍志明、杨开新等人被当地的警察和居委会的人强行阻挡住家里而不准离开。
6月4日的河滨公园，贵阳警方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将河滨公园所有的进出口都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但是，由于贵州人权研讨会事前做好充分的动员工作，依然有很多人权捍卫者穿着白色的衣裤来到河滨公园。第一个来到公园的是吴玉琴女士，她穿着白色的衣裤和白色皮鞋，在2时左右到达了公园。但是，前后一分钟都还不到，国保支队的头目李罗林（音）带着他的下属将吴玉琴团团围住，企图将她强行带走。因为吴玉琴身患重病，警察们不敢对她动粗，在僵持了半个钟头后，警察们从市西派出所调来了几名女警，连劝带拉地将吴玉琴带出河滨公园，并将她软禁在市西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吴玉琴针锋相对地和那些无知的警察进行了辩论，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最为强烈的抗议。
在市西派出所里有一段对话道出了贵阳警方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恐惧：女警接电话：“喂！什么事。”对方：“过来吃饭，今天是同学会。”女警：“来不到，今天特别忙。”对方：“什么事这样忙，忙疯了是不是！”女警：“是疯了！今天整个贵阳市的公安系统都崩溃了！”
6月4日的河滨公园，贵阳警方依然在那里进行严密的封锁。陶玉平和徐国庆同样在警方的强行阻拦下被迫带离公园。那些身穿白色衣裤的人权捍卫者被警察强行的赶出了公园。由于人权研讨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警方软禁，有些人权捍卫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也被迫地离开了现场。
贵州人权研讨会以及人权捍卫者在进行了几次六•四纪念的活动中，深深地体验六•四精神的伟大。并一致认为：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日子。这一天，彻底觉醒的中国国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面对专制暴政及其独裁恐怖的军队的血腥屠杀，彰显出中华民族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而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这次残暴的杀戮与屠城，彻底震醒了中国国民对共产王朝痴迷幻想的癔梦。中国国民从血腥的噩梦中惊醒后，终于看透了这是一个主张无限扩大党权私利及其国家主义的一种力大无穷的邪恶怪兽。为了能长久地统治和奴役中国国民，这个共产王朝用邪恶而卑鄙的手段，从执政以来的60年间，一直对维护人权，倡导民主；以及追求自由的中国国民进行着镇压、迫害、关押甚至杀戮和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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