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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勉习近平先生（东海随笔九则）
东海老人：勉习近平先生（东海随笔九则）
《关于基督教，驳斥自由派》曾有自由派责问：
“你以上帝不存在为由一再攻击基督教，很无谓。儒家不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对上帝存不存在这一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就算上帝不真，何必无情揭破。鬼神虽难实证，圣人可以神道设教，何况基督教的传播有利中国民主化，孔子重来，纵不支持，一定闭口不言，不会象你这样毫不留情地将基督教置于死地。”云云。
答以三点。
一、我论道讲理，确有些不留情，但我没有能力也不打算“将基督教置于死地”。相反，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包括信仰自由。我也非常欢迎基督教依理“回击”。如果对方辩不过我，如果真实有理的直言批评就是“攻击”，就会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正好说明基督教教义的不如实、不如理，而且恐惧言论自由。其实基督徒也多知道，科学、真理和言论自由才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 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言出自《庄子•齐物论》。成玄英疏：“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谓众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乡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辩，所以存而不论也。”上帝确是“超六合之外”的东西，不仅完全无法实证（既无法科学实证、又无法自心实证），而且已为科学所破斥。我依据科学常识和儒家义理而论，完全应该，倒是基督教，虚构这么一个东西来信仰来宣传，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三、关于神道设教。《易•彖传》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古今学者往往解曰为“圣人以神道设教,教人信神。”都是错的。马一浮说得好：“《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显道神德行，谓其道至神耳。岂有圣人而假托鬼神之事以罔民哉？设教犹言敷教耳。绝非假设之意。”
另外，“基督教的传播有利中国民主化”之类歪理，早已被我驳倒，不赘。在儒家，道德高于一切，假托鬼神之事以欺骗、愚弄人民，不是儒家的风格；道理高于一切，因为“有利”，就对明显假冒伪劣的东西“闭口不言”，甚至“利用”之，也不是儒家的风格。道理最重真实，信仰最重真诚，是不能这么功利的。况且建立在假冒伪劣基础上的“利”，未必真，就算真，也必不大、必不久。
对于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儒家都主张维护它们的信仰、言论之自由，这是王道的宽容；同时对它们的不如实不合理之处乃至某些歪理邪说予以严肃的批判，这是开启民智、诲人不倦。两方面相辅相成。2009-6-30东海老人
《勉习近平先生》网上看到一句警句，颇有儒风，录此共赏：
“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从个别、局部及表面看，此言未必成立，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人物，真心实意地把群众看得很重，却被群众看得很轻。但从整体上根本上看，这是真理。大爱必有回报，大善必有回报，这是人世金律。
兹引申两点。如果群众在心里的分量重到一定程度，“我们”是负有相当社会、政治责任的政治家及文化人，必然会从物质、思想、精神、文化、道德等各方面关心群众，把群众疾苦放在心里。所谓吉凶与民同患，所谓圣人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以天下之吉凶为吉凶，都是此意。
这样的人，自然会致力于不断开明政治、优化制度，从而争取让每一个群众都获得最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幸福。当今中国政治无道、官吏无耻、文化人无文、知识分子无知、群众无保障也无道德，根据民众愿望、时代要求，正是需要重新“制礼作乐”的时候。
其次，如果群众在心里的分量重到相当程度，那么，“我们”就会只管付出而不管“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既使不被群众理解，照样情系群众，乐于付出。
这句警句是训示各级干部的，作者叫哲欣。据明报文章分析，乃是习近平化名。（据《明报：从习近平化名短文窥第五代新思路》）如属实，得提醒习近平先生一下：这样的话说说容易，行之实难，不解儒学、不识自心仁性者纵有所行，也往往持之不久，或者说“滑”了，成了口头禅。
谨此希望习近平先生言行一致，言出必行，言出法随（法律、制度建设与言偕行），使“把群众重重地放在心里”这样一种很高的政治道德，通过道德政治体现出来，通过具体的民情关怀、民意尊重和制度优化体现出来。同时在政治、社会实践中不断加强道德践履，提高返己功夫，一直返到自心深处，证得自已和广大群众本性之平等相通。那样，自然会把群众看得极重，也终将会被群众、被社会和历史看得极重。习近平先生勉之。2009-6-30东海老人
《警惕“假洋鬼子”》针对东海“举仁义之旗，重制度之礼”的主张，于桑曰：
“中共形左实右骗人的统治下，儒教只是个帮凶。你也不必骗人。你的说教不值钱。在中共的统治下，道德只能坏下去！”
寥寥三言，大错有二。一、当今中共非左非右也非中，根本不是什么形左实右，这个问题我刚在《儒家既反左又反右》谈过，不赘。
二、儒家在政治上坚持民本原则，强调主权在民。在历史上对君主制有过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帮助”，乃是对“历史中的现实”的某种尊重，而以道制势的主张，仍体现了对“历史中的现实”的超越。在民主时代，儒家的民本原则自然会追求制度的保障。至于求诚求真、绝不肯骗人，言行不二、不限于“说教”等儒家常识，兹不详论。
另外，“在中共的统治下，道德只能坏下去！”之言改为“在专制特权的统治下，道德只能坏下去”更准确。因为中共不是铁扳一块，而是一直在变，今后会走向哪里，取决于很多因素，与民意的流向、时潮的走向、文化的导向及儒家说教的指向都有一定的关系。
于桑，不知何人马甲，但这类观点肤浅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在自由派、民运圈中相当普遍，被一些“假洋鬼子”持之以恒地当作真理来宣传。越宣传，他们自身就越边缘化，离中国人民及民主自由就越远甚至相反。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化是一定的，但与“假洋鬼子”们没什么关系，相反，他们还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制度进步和优化的障碍。南辕北辙，此之谓也。
这类观点充分显现了“假洋鬼子”们是非不明、黑白不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弱点，同时还暴露出以儒家为敌、与中华文化为敌的心态和倾向，不仅是孺子不可教的问题，值得爱我中华、进我儒家的有志之士有所警惕！2009-6-30
《复海归网友》海归网友跟帖东海曰：
“性本无善恶,系后天环境影响。善是儒家对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本意是好的，但也因此引发了很多问题。性本恶听上去很难接受，但却未很多有益的制度建立创造了更合适的理论基础。”
所言“性本无善恶”不错，但以此否定儒家性善论，以为“善是儒家对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则错了。儒家性善论，指的是本性至善。人的习性才有善恶可言，本性则是超越世间善恶概念的。儒家性善论超越而涵盖中西方的各种性恶论及准性恶论。
关于性之善恶，王阳明四句教实已讲透：“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之体即是本性，意之动则成习性。2009-6-30
《复呈明诗友》呈明诗友在《修阴功，积大德》后写道：
“当代人多急功近利，小事也要扬成大事，时代呼唤大德之人。老师，我以为当代需要良知青年，正如那个年代需要热血青年一样。”
首先，儒家不仅不反对功利，而且追求大功大利。只是儒家的功利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符合仁义原则。这叫正其义而后谋其利、立其德而后求其功。当代人不重甚至不要道德，一味急功近利，必然为功利所役，最终自误误人。
其次，应该说我们需要良知热血两相成的青年。没有良知的指导，热血可能偏离正道，冲动过度，野蛮化；没有热血的沸腾，良知容易变成空谈，耽虚滞寂，空洞化。集良知热血为一体的人，不论性别年龄，都是时代的需要。2009-6-29
《尊熊子为圣》《圣贤论---兼谈儒家进德次第》造就，将儒者分五大类：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大人。将熊子（十力）与孔子孟子朱子王子（阳明）并尊为圣。五大圣人，将深入又超越时间之长河，与天地同久，与吾道同尊。得一联曰：
古有孔子，今有熊子，天不灭，道不灭；大哉儒家，伟哉华夏，文在兹，某在兹！
顺及：尊熊子为圣，不仅世俗之人不服，乍闻之下，儒门中人必多有不服。《圣贤论》已予详细论证，不服者不妨阅后再议。2009-6-29
《人最需要敬畏和信仰什么》人有没有出息、能不能自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的条件和制约，更取决于其人内在修养如何，是否“敬畏”良知，这才是最为根本和关键的。有“神徒”曰：
“人没出息极了，不可能自律，人需要敬畏神。”
需要敬畏神、有神的制约才能有出息，本身就是没出息的表现。说这话者，没有出息、不能自律是肯定的。不过，如果真能“敬畏神”，那么，多少有一定的他律（神律），或比一般不能敬畏神的人多少要好一些。
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真能”，真的相信高高天上有一个神的存在。如果并非真信，仅是因为“需要”才信，因为“需要”才假装出信的样子来，那是无效的，不仅无效，而且有弊，比如让人虚伪化乃至装神弄鬼自欺欺世等。
其实，纵然有神或外星生命，也非创世造人者，无论其智慧提前开发到什么程度，其本心本性必与人类平等，神之有无，在未实证前，可以学孔圣存而不论，人最需要知道的是： “敬畏神”的人心才是真神，人最需要敬畏和信仰的是作为本心的良知。2009-6-29
《汤金钊的自尊自信》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有一则《汤文端遗事》：
“萧山汤文端公金钊，为嘉道间名臣。相传未第时，其封翁设酒肆于镇市。除夕，诸客饮散，惟一叟独酌，漏三下，犹不言去。翁促之曰：“今夕岁除，人各有事，客可归矣。”叟唏嘘曰：“垂死之人，何以归为？”翁讶曰：“叟何事为此言？愿明告我。”叟曰：“余半生止一爱女，昨岁被奸人诱拐，近始得耗，知鬻诸京都和相国邸。欲往见之，而远道三千里，非徒手所能往，行死沟壑耳。”翁曰：“附粮艘入都，不过十余金，我尚能为子谋之。”叟拜谢而去。明岁，出金资其行。至都，见女，知为相国专房宠，诸姬莫敢争夕。问父何能来，叟告以故。是岁为乾隆某科乡试，时文端已为弟子员，方应举。相国疏其名，以授浙典试，遂领解。入都应礼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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