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倒掉及季羡林的蒙昧”等（东海随笔九则） /东海一枭(余樟法)

答曰：纯属造谣。我从未“负责救助民云家属的海外捐款的分配”。不论公开还是私下，我不可能“坦诚”我没做过的事。是领过一些海外刊物的稿费，这是公开的枭文中“坦诚”过的，我说过：我反专制、反特权的文章曾受到自由派及民运团体的热烈欢迎，但我举起仁本旗帜、倡导道徳良知的时候，却受到了普遍排斥。所以就逐渐断了来往。更从未接受过任何“海外捐款和赞助”。

至于是否“经常被怀疑贪吞海外特殊目的的捐款”，我不清楚。所言某网是什么皇汉网吧？此辈爱“怀疑”就“怀疑”呗，理它则甚。造谣乱咬我都懒得理。类似毫无凭据、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谣言，只有那些德智俱残者才造得出，也只有你这样的弱智者才会问：这是真的吗？哈 2009-6-16

《余秋雨的倒掉》很多文人包括大师级文人特别迷信自已的才华和聪明，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人。他们总以为弄点虚、作点假、撒点谎、投机取点巧、强辞夺点理，问题不大，万一出点意外，也可以凭才华和聪明狡辩一番，蒙混、遮掩过去。而他们恰恰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迷信”、“不甘心”上。

例如，余秋雨无疑是个有才华和聪明人，但他的聪明太小，有聪明而无智慧。他把四个揭批他的人称为“咬余专业户”，视为敌人，不知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当年他因一些文字常识问题被一些专家批评，比如，“致仕”一词，自古以来都指交还禄位。余秋雨误以为是踏上仕途从政为官的意思，错用了，闹反了。被指出来，本应向读者致歉、向批评者致谢。可余秋雨不此之图，反而强辞夺理，并倒打一把，斥批评者忌妒，甚至诬之为盗版集团的人。这就很不明智，很自我丑化，很遗笑大方。东海当年就是因此一小事完全看扁、看透此人。

冷眼旁观多数大师的坍倒，往往不是因为怎样直接的或政治性的大恶大罪，而是由于不老实，耍小聪明，与常识作对。殊不知才华和聪明，有效，也有限。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尊重常识，把才华用在正道上，这才是智慧人生。为了社会也为了他们自己好，对中囯的公众人物包括一些大师级文人，亟须普及一些幼儿园道德常识，比如不要弄虚取巧、不要撒谎作假等。2009-6-15

《季羡林的蒙昧》1991年钱穆在《中国文化》（1991年8月第四期）发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在该文中，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此言极是。

钱先生把“天”理解为“天命”，把“人”理解为“人生”，略有不当。人生包括肉身与识心，虽为本性的显化却不是本性。季羡林居然不同意钱穆而另外高论：

“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同宾四先生意见是不一样的。” “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以上参见季羡林等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1-83页）

其实“天人合一”中，天指本体，天命指本体之流行，人性指人之本性，合一是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子）。解成“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就纯属外行话、梦中话了，充分暴露了季羡林对中华文化常识的蒙昧。别说人与大自然，一为高级生命，一个无生命，根本无法“合一”，便人与人也是千差万殊，相互之间身隔着形骸、心隔着习染，不能“合一”。2998-5-14

《儒者最起码要做到的》知恶不能弃，知善不能为，甚至知恶偏要为，知善偏要弃，这都是世俗之人的惯病。很多人惯将责任推给他人、推给社会、推给环境、推给时势，惯用身不由己、迫不得已等词为自己开脱。

社会、环境、时势当然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大的责任应从自己身上找。何以身不由己？因为自心本性作不了主，心为身役，为名利物欲所役，而后身为社会、环境、时势所役，身心作了外物外境的奴隶。

心能否转物，取决于立志坚定性、践仁的真实度和证悟的高深度，也取决于一定的外缘，但心不为物所转，是每个儒者应该和必须做到的。易言之，儒者见善是否勇为、为到什么程度另说，最起码要做到知恶不为、独善其身。2009-6-14

《欢迎有智有志之士指教》风雨无阻风调雨顺网友问：

“不得不承认你的思想高度以及思辨能力，但再好的思想如果不能被更广泛的传播也会使其价值黯然。制造和传播是两个环节。你的思想可以与孔子相比，但其影响力如何达到孔子的程度？孔子思想的影响力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决定性的因素？”

答曰：首先，东海不仅思想高度及思辨能力过人，智慧高度、“智的直觉”（牟宗三语）能力更是空前的。

其次，真理自有力量，因为真理直接诉诸于人类良知。不过，由于人类良知的灿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常有曲折和“倒春寒”，真理力量的体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常有曲折、有斗争，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同样如此。因文明与良知真理同步）。

孔子思想的影响一样是逐步扩大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种修养也是源于对真理影响渐进性、曲折性的认识。

第三、东海思想广泛的传播，有赖于外在条件的逐步成熟和配合，有智有志之士的襄助也是重要条件之一。欢迎风雨无阻风调雨顺网友指教。2009-6-14

《故意拔高与故意贬低都不好》王希哲致徐水良的公開信如是写道：

“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云云（王希哲《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重義氣、重朋友、患难相助，值得敬佩，但是，作为民运大腕、公众人物，如果出于友情把“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故意拔高，让他“獲得正統的地位”，就有以私代公、以私废公之嫌，就有拿民运事业、民运前途及他人信任做人情之嫌。这样做，也会降低自己言行的可信度，既然可以为了什么故意拔高、也就可能为了什么故意贬低一个人。“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的结论也就显得不可靠了。

当然，以上就“信”论事，是为了说明：涉及公益事业、公众人物的时候，是怎样便怎样，故意拔高与故意贬低都不好都是一种不负责任。至于徐水良是怎样一個人，不了解，不予置评。2009-6-14

《关于家丑》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专制主义的“心理”，封口封网、防言禁言、思想罪文字狱，在根源处都属于这一“心理”的作用。可笑的是，多数民运团体及准民运团体也喜欢奉行“家丑不可外扬”这一原则，强调对丑事丑闻的保密，以之为“基本团体道德”。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呀。

他们以“团体伦理”取代民运伦理、自由伦理，不知民运、准民运团体的团体伦理之上还有自由伦理、“事业伦理”；他们痛恨丑事外泄，怕被中共利用，“通过民运的丑闻抹黑民运人士”，却不知反己自省何以民运有诸多丑事丑闻，还一个劲反儒家反道德，真是可怜可笑。

他们不是知过而改、而是有丑必遮，害怕批评、恐惧揭丑，殊不知信息时代，越是遮丑越是显丑，且不说内部和旁边各种人物和势力耽耽虎视着呢；他们将所有的批评的声音都斥为“抹黑”乃至特务行为。“抹黑”人士、特务人员当然难免，但对于“先进组织及个人”来说，首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有人抹黑揭丑，首先应该问的是对方所言真不真实。对于谎谣，当然应该澄清或诉诸法律，并亮出自己的“美白”来。如果自身本来又丑又黑，就怪不得了。2009-6-14

《仁法不是拿来做人情的》或曰：“你明知也承认蒋庆与陈明堪称是当代大陆最优秀的儒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却又作《陈明批判》等文章批判他们，其中对蒋庆的批判十分严厉，何必呢。于儒家的振兴、于团结都不利。佛教有句名言：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值得你参考。”

答曰：佛教僧赞僧，不是互相乱赞一通，乱“印”一通。佛教还有句名言：不可拿佛法做人情。儒家也一样，仁法不是拿来做人情用的。真诚二字，特别重要。我批判蒋庆与陈明，有时甚至十分严厉，正是为了儒家的振兴，也是对他们负责。东海如果手里拿着冬瓜印子乱“印”，那才真是于儒家、于他们都不利。

儒家不是小市民团体，儒家不是靠苟同苟异、相互苟誉来振兴的，交情不是靠苟同苟异、相互苟誉来体现的。知道什么叫益友、诤友吗？如果因义理争鸣而闹不“团结”，那是他们的问题。不过我并无此虑，是你小人之眼把他们看小了，把他们放在小市民层次了。陈明就明确过欢迎我直言，而且将向囯内媒体推荐《陈明批判》。

说实在话，如果他们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还不屑一批呢。对于批评文章，应该就文论文，就理论理，情归情，理归理。如果《陈明批判》批得不对，不合儒理，欢迎他们严厉回批，也欢迎广大读者和你严厉指出。2009-6-15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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