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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世界的扩展、遭遇的抗议和自卫（十一世纪末至十叁世纪）
43. 十字军东征与传教
公元十一世纪，原出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人在中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广大的王国後，挥军南下，攻占了波斯和伊拉克，并向西挺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把势力延伸到安那托列亚高原半岛，更于公元一零七一年在曼西克尔特（Mantzikert）击败了拜占庭帝国大军，直逼都城君士坦丁堡。这项军事行动威胁了欧洲东部和亚洲西部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的平衡与稳定，也因此前往圣地朝圣的旅途与活动变得相当艰困和危险，拜占庭皇帝于是向罗马教宗和西方各国求援。这项求援终於导致历史上出名的十字军东征。
其实，十字军的起源要比真正的十字军东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还早。初世纪的时候已有人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圣地朝圣，这些朝圣者千辛万苦、拔山涉水、前往圣地朝圣，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凭吊昔日耶稣基督生活过的地方，亲身体验一下当时基督的生活，默想他所受的苦难，甚至效法他死在他死亡的地方，藉以净化自己的生活，为自己一生的罪过作补赎，希望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同基督一起复活。由于在第七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侵占了巴勒斯坦，第十一世纪又转手给在第八世纪的时候便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也就是後来所称呼的土耳其人，基督信徒前往圣地朝圣便无时不处在危险中。因此，前往那里朝圣的基督信徒便萌生武装朝圣、以求安全的想法。再者，当时的西班牙人因为遭受北非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侵略已有叁百年之久，所以在对付伊斯兰教徒上已有相当的经验，他们有一种说法，即凡是因对抗异教徒而战死的战士，必能得永生。他们所谓的异教徒当然是指伊斯兰教徒。
公元一零九五年教宗乌尔巴诺二世在法国克莱孟（Clermont）召开教会内部改革会议，排除政治干预教会任命主教等事务的现象。会议中，这位教宗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号召西方武士军骑前往东方援助接济那里的基督信徒，并收复圣地，以表现他们大无畏的勇士气慨。一时，各方英雄豪杰和草莽流寇纷纷响应教宗的呼吁，加入从军的行列，大家跃跃欲试，希望光光荣荣打他一仗，因为出征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乌尔巴诺二世教宗以世界所有基督信徒的领袖和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的身份号召西方男子从军，以收复圣地，他许下将把收复的失地分发给他们作酬劳。教会一向憎恨流血，现在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失地和保护基督信徒，不得不大开杀戒，发动圣战。凡是右肩配上十字架徽章出征的人，教宗都颁给他们全大赦，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罪过作任何补赎。十字军从此诞生。
十字军的诞生使所有的基督信徒再度意识到他们与信仰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何，他们真正感觉到罗马教宗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信仰和圣地不容侮辱侵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团结一致，生死与共，保护共同的精神与物质遗产。
发起军事行动，尤其是数千公里的军事长征，决不是简单的事，可是十一世纪末年乌尔巴诺二世教宗登高一呼之後，立刻有无数的人变卖他们的家产，男女老幼，叁教九流，踊跃加入武装行列，他们那股兴奋之情，与其说是出征，还不如说是旅行朝圣。这样一支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上战场的，只要一交锋，必然要落花流水的，难怪没有军事将领愿意率领，亏得一位名叫伯多禄的隐修士（Pietro l’Eremita）出面带头。他们沿途强征暴 抢劫，死伤惨重，好不容易到了近东，立刻遭到土耳其人的歼灭，死亡枕藉。剩下的几千人加入随後而到真正军队，他们于公元一零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短兵相接、血流成渠的残忍 杀之後，终於夺回了耶路撒冷圣城。
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溃败之後，留在那里的十字军部众便在中东地区和圣地建立了许多封建式的'拉丁基督信徒小王国'，也成立了多种为保护圣地和为协助朝圣者的骑士团。然而，这些小王国和骑士团只靠武力，缺乏立国的真正基础和要素，它们仍然不断遭到伊斯兰教徒的侵扰和威胁，所以在几十年内先後相继消失。公元一一八七年埃及苏丹萨拉丁（Yusuf ibn Ayyub Salahal-Din, 1138-93）再度占领耶路撒冷。
十字军东征前後共八次，历时一百八十五年，除了第二次真正收复圣地和占领中东地区之外，其他六次都是应拉丁基督信徒小王国的请求，为了抵御土耳其人的威胁，也为了寻求个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出发的，但几乎每次都失败。东征的最大效果是巩固了基督信仰的世界，肯定了罗马教宗的权威。整个中东和圣地最後还是落在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手中。圣地没有永久收复，却在西方和东方的基督信徒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公元一二零四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威尼斯开拔，威尼斯人着眼政治和商业上的利益，操纵了军事行动的目地，大军中途转移方向，开往拜占庭帝国首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大肆强掠一番，但从来没有开抵出征的目的地埃及。为了洗刷十字军的恶名，还以它原始的宗教目的，法国圣王路易九世于公元一二四九年率领第七次东征，出战埃及，不幸失败被俘。他不甘心，于一二七零年再次率军登陆北非突尼斯，却因瘟疫而死亡。是为十字军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东征。
这项跨越叁个世纪、规模空前庞大的宗教军事行动并没有达到原始的目的，但是十字军东征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有人念念不忘。既然军事行动没有成功，为甚麽不采取另一种途径，以归化代替武力征服呢？于是在西方教会中萌生了向伊斯兰教徒传教的想法。公元一二一八年十字军第五次东征时，亚细西的圣方济各就随军前往埃及，向那里的苏丹讲道。十叁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一位着名的神哲学家，方济各会士莱孟多．卢洛（Raimondo Lullo, 1235-1316）认为：使伊斯兰教徒皈依基督信仰是一种用智慧所行的爱德工作。所以，讲道的传教士必须会使用异教徒的语言，也应该认识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思想。他提倡设立东方语言学校。
正当西方基督信徒为夺回圣地而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徒而作战时，东欧也受到蒙古人的威胁和侵扰。那时听说在蒙古朝廷中供职的有基督信徒，他们是聂斯多略'景教'的教徒，于是有人想到是否可以联蒙古以制土耳其人。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四世因此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若望．柏朗嘉宾（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 1182-1252）率领特使团前往蒙古中部和林，那是大汗驻 的地方。教宗托柏朗嘉宾神父带去的信是劝蒙古人不要侵略欧洲国家，而且要皈依基督信仰。蒙古大汗定宗非常礼遇教宗的特使，但是要求特使回报教宗，请教宗亲自来蒙古觐见大汗，讨论和平的事宜，而且蒙古人不想皈依基督信仰。柏朗嘉宾神父的使命没有成功，但是他倒是带回去许多有关沿途国家和民族的知识消息。
44. 中世纪遭到抗议的教会生活
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会有错误，因为是由人组成的，人有天生的受限和弱点，这些受限和弱点使他无法同时预知和应付种种需要。人类历史的顺逆、正常与乖违因此产生。基督所创立的现世教会也是由有骨有肉的人组成的，所以任何时代的教会生活同样会有瑕疵。我们不能想像教会团体是一个绝对不会错误的完美社会，也不能以为信仰基督的社会中，人人都意见一致，不会发生纠葛。因此，人性体制结构的教会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也会遇到不同意见者的抗议，这些抗议也可能是因福音的名而发出的，也可能因为对方缺乏福音的精神而没有虚心加以接纳，并因此引发不幸。
中古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各种思想学说教义都畅通无阻，其中有一些要比基督信仰来得早，甚至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但是由于基督信仰是欧洲中古世纪社会的基础和凝结力，谁不遵从社会公认并奉行的信仰方式和教义，便被视为威胁社会基础的人，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不被容忍的。
在那些不被容忍的人中，首先应该提的是犹太教徒。中世纪时代，犹太教徒散居在欧洲很多地方，从西班牙到莱茵河区这片广大的地区都有他们的团体。自从教会诞生初期，基督信徒和犹太教徒之间便有很多瓜葛，那些瓜葛虽然都属於神学方面的争论，但是出发点缺乏基督信徒应有的爱德是常见的事。一般而论，犹太教徒在欧洲还受到宽容，只有在西班牙他们的处境才艰困，尤其当西班牙人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失地之後，当地的犹太教徒都被迫皈依基督信仰。
然而，十字军兴起之後，事态就变得复杂得多了，因为十字军是去对抗基督的敌人的，犹太教徒被认为应该对基督的死负责，所以他们的处境急转直下，成了基督信徒打击的对象之一。在欧洲，特别是在莱茵河区，犹太人屡屡遭受屠杀，事态严重得连圣伯尔纳多也严加谴责。
公元一一七九年和一二一五年所召开的第叁届和第四届拉特朗大公会议制定了更多的反犹太教徒的法令措施，例如他们必须穿黄色布料的衣服，束尖发，让人容易辨识，禁止他们从事某些行业，不可以和基督信徒通婚，必须居住在特定的区域，有些国家还把他们驱逐出境。某些地方还有更欺负犹太人的习俗，比方十叁世纪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Toulouse），每逢耶稣复活节前的圣周五当天，犹太人必须到当地天主教堂报到，接受一个巴掌。
又因为犹太人被禁止耕地，所以他们只好都集中在城市生活，从事基督信徒瞧不起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当时的基督信徒绝对不从事以利息贷款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乃是高利贷的敲诈罪行，可是他们却向犹太人付利息借钱，让犹太人来肩负这种罪名。那时教宗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也很模棱两可，它一方面为了避免基督信仰遭到犹太教的感染，所以制定了某些对犹太教徒不利的法律。但是教宗国又为了避免境内的犹太教徒发动暴乱，所以比之其他国家对待犹太教徒更为宽大。
除了犹太教徒之外，中世纪所有对教会持异议的人士，一般而论，很容易被视为异端份子。官方的资料、尤其是从异端裁判所的调查资料所显示的，经常是诽多於褒，那些异议份子正当良好的一面经常被忽略，他们的着作大都已经被烧毁，後人无法确实了解真相。面对历史的事迹应该非常客观，不能轻易听信谣言和片面之词。昔日基督信徒团体刚刚在耶路撒冷诞生之际，也遭到许多流言的诽谤和中伤，致使信徒受到许多迫害。一般说来，有关社会上少数族群的谣言总是流传得很快，而且很容易走到渲染夸张的地步。
中世纪教会内的异议份子或小团体，经常是怀着福音的神贫纯 精神抗议教会的过於富有，抗议部分神职人员生活奢侈糜烂。额我略七世教宗在公元一零七四年展开的教会内部改革，就是针对这些时弊而发的，并且获得成效。当时有不少人批评教会的体制结构，他们希望教会忠於福音上所写的基督的贫穷生活。这些抗议的人士或团体在城市越来越多，在十二世纪时达到了巅峰。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反对封建式强有力的教会，神职人员和关闭在隐修院中与世隔绝的隐修士又越来越无法回应市民在灵修和知识上的需要，于是某些市民便在教会既定的 围框框之外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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