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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六四“平反”
——献给六四二十周年
中国人民民主党
中共改革开放不过才十年，伟大的六四运动就爆发了！
六四的爆发，是中共两大“势力板块”互相挤压而引发的八级“政治大地震”。这两大“势力板块”就是当政的赵紫阳集团和“垂帘”的邓小平集团。其背后的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是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统治权——红朝皇权。
众所周知，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利用他在中共及其党军中的威信以及高超灵活的政治手腕，很快扳倒了执行毛路线的华国锋，实际上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而先后名义上的总书记胡耀帮、赵紫阳不过是他的“傀儡皇帝”。当邓小平对他们不满意时，可以随意地走马灯似地更换他们。六四的爆发，就是赵紫阳看到自己即将重蹈胡耀帮的覆辙，而采取的背水一战的反击措施，而后又被邓小平用铁的手腕反“反击”而形成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1989年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当然，这是就事论事而说的，要真正弄清六四爆发的原因，我们必须得由近及远深入思考与剖析。一般概括来讲，六四的根源大体分为起因、近因、远因和根本原因四个方面。
起因，自然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邓赵斗”——即邓小平不满赵紫阳的“民主、自由、宽松、和谐”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混乱而欲“动”他，而赵紫阳又不甘心做胡耀帮第二，因此双方就暗中动起手来。1989年5月21日，八老召开会议，邓颖超说“李鹏对我说，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政府工作失误时，想写一段过去的话，到赵紫阳那里通不过，结果把失误统统算做现在的。”邓小平迎合着说“这些乱子，不是去年开始才有的，是三年前就很明白的，五年前就出现的，算帐也有他一份。”很明显，邓集团把改革开放出现的严重“问题”推到赵紫阳头上，赵紫阳则把这些“问题”推到李鹏头上，而李鹏则是邓小平“垂帘”集团安在“朝廷”的暗桩，这等于是把“责任”给邓小平顶了回去，难道邓小平还能若无其事，坐视不理？这是“太上皇”能容忍的吗？因此两边“囤积的炸药库”在胡耀帮逝世时就引爆了。刘冰雁就说，“1986年底，他们利用学生运动把胡耀邦搞掉，一样利用这次学生运动把赵紫阳搞掉。”但要知道，学生运动不是“自动”爆发的啊！
近因，那就是六四“八级政治大地震”前，1986年发生的学潮了。这次学潮可以说是六四“八级政治大地震”前的一次“预震”，他直接导致了胡耀帮的下台，赵紫阳的上台。理由是“胡耀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放纵了学生和舆论，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质是一种‘动乱’”。就这样，胡耀帮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替罪羊”。然而问题是赵紫阳跟胡耀帮的政见是一脉相承的——即所谓的“民主、自由、宽松、和谐”。这就注定了赵紫阳要成为“胡耀帮第二”，要做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替罪羊”。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尤其是跛脚的改革开放总是要出问题的，出了问题总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而在专制社会里，责任总是不能由最高掌权者来承担的，那正好，象光绪皇帝那样的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而在“负责”的问题上，赵紫阳居然异想天开地将“责任”通过李鹏婉转而间接地推给邓小平，那他不是注定“死定了”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枪杆子握在邓小平手中啊？当然，可以理解，赵紫阳也是破釜沉舟。一句话，豁出去了。他是想豁出去，可没有枪杆子的支持，怎么豁得出去呢？！他豁不出去，学生又怎么豁得出去呢？！
远因，在时间上，这当然要把它放在100年、一个世纪的框架内来看；而在空间上，则要把它放在全世界，放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上来看。在清王朝的末年，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运动积极互动，风雷激荡，有力地动摇并最终摧毁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超稳定结构”的封建专制统治。当然，最后还是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亚洲初步建立起了第一个很不完善的稚嫩的共和国。可中华儿女注定是命运多舛，坎坷不断。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接二连三地遭遇了张勋、袁世凯、和毛泽东等的封建复辟和变相复辟，使得中国的民主道路一波三折。不过好在中华儿女常常是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在追求民主的革命斗争中是前仆后继，屡挫屡奋，愈战愈勇。因此，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武装夺取国家政权以后，虽然变相地复辟了封建专制，对国家和人民实行了铁血统治，但毛及其中共还仍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频繁地、花样百出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以巩固中共政权及其他本人的统治地位，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共的统治地位一直都遭到了有力的挑战和反对。可以说，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专制一直都处于胶着状态，因为五四运动本来就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激烈冲突所引起的火山爆发，因此，共产专制必然遭到反抗与挑战。毛泽东发动的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旨在镇压和肃清这种反抗与挑战，保卫中共和他自己的权力。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邓小平上台后，中共以前奉行的铁板一块的统治虽然有所松动，但专制依然是专制，中共当局放松的是经济领域，而政治领域仍旧是“非共产党不得入内”。虽然他们也想搞点儿政治体制改革，也想表现得开明一点儿，可那正如任诠先生所说是“体制”上的改进，而非“制度”上的鼎革，就是把共产专制改进得更加“铁桶”式的圆滑封闭、牢不可破。这就必然导致“问题”多多，必然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必然使得中共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不定，进退失据，左右为难，首鼠两端。
说得简单一点儿就是，中共没法将其在历史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积累的巨大社会矛盾，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新生的更加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改革开放”本身来解决掉、消化掉。其中特别是权力的更替和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贪污腐败。其中的权力之争又涉及到人民与共产党之争、非共党派与共产党之争，共产党内部之争。
也就是说，不断加强了的共产专制暴政与日益高涨的人民民主情绪必然要爆发激烈的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空间上看，89年前后，正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最剧烈的关键时期，是世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面临彻底破产和被历史彻底埋葬的关键时期，而六四只不过是这个世界性的破产和历史性的覆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就是六四爆发的远因。
六四是五四精神长期受到中共强权的强力扭曲、故意戏弄和严厉压制而爆发的。
是的，如果要追根溯源，从根源上看，其根本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因为共产党要对人民实行专政，人民就要反抗；共产党要对非共党派实行专政，非共党派就要反抗；而中共中央要对下层共产党实行专政，下层共产党就要反抗；政治局常委要对中共中央实行专政，中共中央就要反抗；赵紫阳要对政治局实行专政，政治局就要反抗；而邓小平要对赵紫阳实行专政，赵紫阳就要反抗。一言以蔽之，六四的爆发，是压迫与反抗导致的，是严重的压迫与剧烈的反抗导致的，这是专制的铁律——亦即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所以，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就充分阐明了六四爆发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
为什么不可避免呢？很简单，因为没有民主。
严家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周期性“振兴”与“衰亡”，同中国传统政治的四项特征密不可分。第一是存在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和转让的最高权；第二是全国存在一个单一化的金字塔式的权利结构；第三是权利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是权利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如果中国不彻底消灭专制，不清除这四个顽症，肯定还要爆发更加惨烈的“七四”、“八四”，决不是“五四”、“六四”就能简单了事的。
严家祺明确提出：二十世纪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封建专制周期性循环下产生的封建专制王朝。它的最根本特征是没有程序的权力更迭。的确，共产专制是封建专制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温高压下产生的“基因突变”式的怪胎专制。这个怪胎专制和通常的封建专制一样，它的最大特点是权力的交替和更迭没有“规矩”，没有程序和规律。而没有程序的权力交替和更迭，就是没有民主。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学生们要求的自由。没有自由，学生们就要“闹”，工人、农民、士兵、商人、市民就要“闹”，甚至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干部就要“闹”。 也就是说，六四是共产专制社会所固有的矛盾——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矛盾的总爆发。
剧烈的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是解决专制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唯一方式和有效途径，结果是“你死我活”。
弄清六四发生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历史的重复，为未来指明方向和道路。所以，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六四的历史作用或深远意义。
矛盾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六四爆发的前前后后来看，六四的历史作用或历史意义就其荦荦大端，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 在专制制度下，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为越接近统治核心，矛盾和斗争越尖锐，权利争夺越激烈，越容易产生“裂变反应”。
第二， 不论何种原因引爆的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也不论这种运动本身在当时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对社会和历史产生强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六四的失败，将是中国未来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 六四由最初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后来的“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到最后“不仅反贪官、反皇帝，而且反朝廷，反专制”，充分说明了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社会运动会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而这样一次演变的过程，会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起到巨大的启蒙教育和震撼人心的作用，并及时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巨大反响。六四就是这样，它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热情和拼命追求，并在运动过程中对民主有了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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