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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来源：杨恒均博客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8 12:19:55
广场政治与法庭政治
和年轻的朋友谈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大家早就知道了，但我今天和互联网联系起来讲，我用词可能不准确，你们知道是那个意思就可以了。
20多年前在大学学习西方历史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美法两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但法国和美国的路子很不同，大家也知道，法国是大革命式的，我这里简单的用广场政治来一言以蔽之。所谓广场政治，就是由革命群众或者暴民在广场上引发并完成的，一般来说，最后都是要见血的。美国虽然也有广场政治，但两百年的社会进步却基本上是在法庭上进行的。
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读法国的大革命历史，那多激动啊，长江（应该改为塞纳河吧）后浪推前浪，一会卢梭，一会罗伯斯皮尔，一会攻占巴斯底狱，一会把攻占巴斯底狱的革命家送上处死反革命的断头台，革命河山一片红。而且，那也是思想家们的乐园，你昨天晚上一不小心发明一个革命的理论，也许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发现那个拂晓前从广场上攻进议会的新领袖就把你树成国师了，你一边手淫一边弄出的理论（如卢梭一样）竟然成了广场群众杀人放火的指导思想……
再看看美国和法国差不多的那二百年历史，自从55个不苟言笑的商人律师之流的制定了那个《独立宣言》后，美国几乎没有出过一个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唯一一个靠广场起家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几乎每一次演讲都没有离开美国梦想，还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而即便是金博士，努力争取来的任何一点进步，几乎都和美国其他社会和政治进步一样，都是靠冗长的官司，法庭上的唇枪舌战来决定的。我一直认为，除非是律师和法律系的博士生，几乎没有人会有兴趣钻进美国法庭的记录里去——而那些记录其实就记下了人类最平和最快速的政治进步的历史。
你不能责怪我喜欢法国广场上的鲜血，而对美国法庭上的口水没有多少兴趣，毕竟我当时血液里也是年轻人的血，而且，我们那是喝什么奶长大的？不妨想一下我们当时受到的教育，老师怎么教育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推动的？是陈胜吴广在“广场上”振臂一呼搞定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可说到这里，我那写小说的脑袋就不安分了。我们这样虚构一下，陈胜吴广因为大雨误了行程，按照当时秦朝的法律，就要被处死。他们唯一的路就是造反，反正都是死，造反成功可以当皇帝啊。于是他们就在“广场”起义——当时没有广场，只是烂泥岗。如果陈胜吴广有另外一个选择，例如可以不造反，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去，对大法官秦朝的皇帝说，皇帝大人，这个法律有点问题啊，我们不但爱这个国家，也爱你这个皇帝，可是，为什么因为一场大雨误期了就要处死我们呢？我们也是有人权的啊！
这秦二世一想，也对啊，这法律有点问题，不是以人为本啊。于是，他就说，各位，让我们展开法庭辩论，看看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恶法，或者还有其他的选择，至于你们，就稍安勿躁，别到广场闹事了，好不好？
作为现代人，我们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可当时双方就都没有想到走进“法庭”里去解决问题，于是杀得血流成河，最后陈胜吴广没了，秦朝皇帝也被斩草除根了，何苦呢？
这就是我举极端例子来阐述“广场政治”和“法庭政治”的最大不同之处。
让“暴民”不上广场的办法倒是有一个……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为什么有的民族选择了广场（如法国），有的民族却选择了法庭（如美国）；有的后进民族选择效法美国（日本等），有的民族却走进法国式的广场文化出不来（如咱的祖国），否则，这篇文章会长到让你想到广场上去抗议杨恒均浪费你的青春。
但我想指出的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例如有人说是文化基因决定的，有人说人种和人性决定的，有人说是民众不知道“见好就收”，不了解“博弈”（坦克来之前撤出广场），有人说统治者太强硬造成的……，原因很多，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现在让我们在广场和法庭之间做一个选择，我想，没有几个人去选择广场而抛弃法庭的。这种共识应该推翻那些文化和人种决定论。
不幸的是，自从90年前的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清一色的靠广场运动在推动，以致我们在研究国民党为什么垮台的时候，可以简单的把一次又一次学生运动抽出来研究，就大体知道国民党为啥江河日下，最后落花流水地流到了最东边的台湾小岛。
在1949年共产党上台后的前三十年，在大陆没有任何敌手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是想靠一个又一个的广场运动来实现他的理想。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对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改革开放后，无论是普通百姓、知识分子，抑或是部分头脑清醒的执政者都认识到这种广场政治的害处（和平时期大多表现为运动，以及抛开宪法和法律的所谓大民主），于是宣布不搞运动了，也不搞广场政治了，可是，还是没有避免（20年前）。
为什么没有避免？我们这个民族难道无法避免被历史反复证明了对进步有害无益的广场文化和政治？有人说，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老百姓素质低，不理智，容易冲动。
我说，难道广场政治的错都在老百姓？难道有一些民族例如我们天生喜欢冲向广场？再继续拿陈胜吴广说事，难道陈胜吴广天生反骨？如果他们当时有选择，他们会造反吗？
其实，要想避免广场政治不是没有办法，办法一直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如果用通俗易懂的形象说法来描述的话，我会这样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让那些一到了广场就浑身激动，就霎那间变成“暴民”的人不上广场，或者愿意从广场上撤下来，那么，不上广场上哪里去？撤下来，又撤到哪里去？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你得让心怀不满的“刁民”甚至“暴民”有一个去处——一个比那个往往以他们流血告终的广场要安全的地方，一个他们不但可以发泄，更主要的是可以讲道理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法庭！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讲理的地方，你可以和我讲理，我可以和你讲理，我们一起还可以和统治者讲理的地方。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到广场上去吗？我们大家看一下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几乎任何些微的社会和政治进步都是靠一个又一个冗长琐碎的官司来推动的。美国历史上也不乏广场政治——游行示威，而且还特别多，但绝大多数都是象征性的，好聚好散，让当权者看到民意。如果当权者完全看不到民意，又有几个人愿意敞开法庭的大门呢？
这就是法庭！一个讲法律、讲道理的地方。我常常听中国人说要讲道理，什么叫讲道理？在一个核心价值观缺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鸡同鸭讲，讲各自的“道理”？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讲道理就是讲法律，法律就是道理。
关于法律中国人还有一个常识错误，认为法律就是对付罪犯的，就是用来限制罪犯的自由的。其实大错特错，法律更多的时候是普通民众用来保护自己，用来对付统治者的。法律限制了你不能干坏事的自由，但同规定你有权干很多事的自由（例如《宪法》）！
有了这种法律和拥有了这种法律意识的民众所在的法庭，就象过去两百年的美国，推动社会的前进和政治的进步，不需要都跑到街头和广场上去了。
我上面说的道理大家也许都懂，但我想，现在你们的眉头一定皱得一塌糊涂。你们会粗暴地打断我，断喝一声：杨恒均，你说得比唱的还好听，我们谁不知道那样的法庭比这样的广场要强啊，可是，那样的法庭在哪里？从广场通向那里的路又在何方？
互联网民意和广场政治有本质的区别！
有些利益集团和独裁者可能看到这里也要冷笑了，嘿嘿，要让他们不上广场的办法确实如你所说：法庭。不过，我们说的法庭和你说的法庭不是一回事。对于素质低下都不知道用现成法律保护自己的刁民和暴民，法庭不是他们撒野的地方，而是我们统治者用来剥夺他们自由的地方——包括剥夺他们到广场的自由！。
这样使用“法庭”来代替广场和我说的南辕北辙，但我承认，这确实是历史上独裁者们的字典里的“法庭”的含义。说到这里，我又要举例——不好意思了，我只能折腾国民党，谁让你松开了独裁的拳头呢——国民党统治时期，不管那些学生运动是不是当时潜伏在敌后的共产党煽动的，如果国民党贪污腐败利益集团不那么独断专行，尊重法律，能够让法庭更加公平，让法庭成为大家讲理的地方，也许他们不会被打到一个小岛上，60年后党主席回来北京简直像朝圣一样。
说到这里，我就要转入我的主题：互联网。过去二十年，虽然群体和个体暴力事件不断，但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广场事件。于是有人说了，是不是广场事件不会出现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历史，20年也就是一个小孩发育到能够做爱的时间，在历史上可以短到忽略不计。
也许上天特别照顾中国，就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广场日益吃紧，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如何从广场走进法庭，从激情走进理性的时候，出现了互联网。互联网近十年的发展大家都看到了，从左愤们对我这种曾经的左愤口诛笔伐，到今天的杭州飚车和巴东烈女修脚刀杀人，让左右中各派都在网络上挽手并进， 不能不让利益集团和很多精英感到了极度的不舒服。
就在我受到来自一些年轻人的攻击的时候，有朋友提醒我，互联网上的那些人越来越像当年的红卫兵，有些甚至哀叹，互联网已经沦落到文革时的天安门广场，混乱，污辱人，暴力，再加上多数人的暴政……
我听到后很震惊，我大喝一声：清醒一点吧，互联网和广场完全是两回事。互联网只是一个民意表达的平台，表达民意的个体网民不但没有同在一个广场上，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不同的电脑面前。这和那种集中在广场上，造成情绪不断升级的广场文化毫无共同之处。
互联网民意不但不能等同于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广场政治，而且正因为互联网出现后，大大降低了广场政治的可能性。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不用那么长，20年吧），当初学生上街干啥？不就是简单的要求改革开放，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吗？不就是想表达一下小民们卑微的意见吗？可是，当时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电台，有谁给他们一个表达的渠道？在那种情况下，不到广场上去表达，难道要每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对着日记本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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