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故的杨小凯教授算起，包括刘晓波、余杰、刘荻、万润南在内的一大批异议知识分子都视暴力革命为洪水猛兽，坚决拒绝把暴力革命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化的道路选项：杨小凯借用洛克、汉密尔顿等自由主义大师的创见，拼凑出一幢深具中共高干子弟特色的“告别革命”理论大厦，刘晓波、万润南等人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反对暴力革命；最近余杰、徐晋如联名发表文章《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公开声明，《08宪章》的道路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择、刘荻则发表《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反对余杰“改良”主张的同时，把“拒绝革命强”再强调了一遍。

    总之，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暴力革命就是使中国万劫不复的最可怕选项。他们对中国可能发生的暴力革命，奇特地与中共当权派同样忧心忡忡

    “告别革命”知识分子们对暴力革命的担忧既是荒谬的、也是多余的。首先，暴力革命是人类社会演进和自我修错的一种方式，它虽然可能因为歪理邪说的盅惑（如马克思主义的毒害）而误入歧途，但放弃革命，也就如同自我堵死可能通向光明的一扇大门，如同因噎而废食；暴力革命固然是一种代价不菲的暴烈方式，但也是谋求社会生机和正义的最后通道，如果主动放弃这一选项，无异于束手待毙、自甘沉沦。

    如果在改良、朝野互动式演进、和平革命都行得通的情况下选择暴力革命，当然是错误的、邪恶的；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暴力革命不能改变的地步：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元老和退休高干、军警高官为核心的五百个中共权贵家庭，垄断了中国国家权力和所有的资源，二十年来饱蘸权贵市场化甜头的中共权贵，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死心塌地共同维护着中共一党专制体制；而现行最高当权派中一大批人罪行累累，身为中共国魁首的胡锦涛，更是一个双手沾满藏人鲜血的反人类左棍刽子手，去年拍板隐瞒地震不报，害死数以万计的川民，而且现在还在镇压杀人...此人诚可谓罪恶弥天、堪比毛邓！对这一小撮人来说，维护中共专制体制还在乎逃避弥天罪责的清算，因此，现今中共统治集团对自由民主的对抗态度，更加顽固和疯狂，比起1989年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也正是这样：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统治集团对异议和宗教信仰全面镇压，比江泽民时期更加强硬和疯狂；除开互联网、手机普及等技术进步带来积极影响外，在胡锦涛集团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倒退的程度和幅度，都是三十年来没有的。中共胡锦涛当权派的倒行逆施统治，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朝野互动”、甚至和平革命都成为不可能，唯有暴力革命才能改变这个早已罪恶弥天、无可救药的体制。因此，对当今的中国，担忧暴力革命的发生是荒谬的；忧惧暴力革命，客观作用上等同于留恋现行体制。

    余杰、刘荻等“告别革命”者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也是多余的，因为在高压统治下，革命往往无能发生，周密严酷的共产党极权高压统治，更是阻塞了一切革命酿生的渠道和空间。

    因为专制统治面临空前危机，中共自胡锦涛上台以来，已经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而代之以“反西化、反分化、防颜色革命”的路线；胡锦涛上台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扼杀中国民营出版的苗头，近七年来，中共胡锦涛集团全面强硬打压民运、异议、维权、气功和宗教信仰等任何可能损害专制统治的社会力量，胡记中共的种种压制手段，其缜密与阴狠，比江泽民时期倍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这位政治辅导员出身的水利工程系毕业生，既有斯大林主义反人类的坚定立场，又有技术官僚的精明、周密和僵硬颟顸，因此其倒退统治既特别专制横暴无耻、又非常严密和狡诈；在胡锦涛这个斯大林分子工程师一般的娴熟操纵下，中共政权这台庞大而老旧的专政机器，回光返照搬地全面提升了镇压的效率，“拉萨平暴”经验不声不响地被推广于全国：对于任何群体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阻断，不给骚乱扩散的任何机会，对奥运会这样“敏感”的活动，干脆实行准军管戒严；平时，则大力应用高科技手段外加收买手段，对社会厉行越来越严密的管控和监控…总之，在中共胡锦涛集团的统治下，戒严越来越常见、镇压越来越频繁、专制的套子越套越紧，严酷地阻碍着任何“自由化成分”的生长。

    应当承认：胡锦涛集团的高压统治，的确有效地击退了当前挑战中共专制统治一切社会力量：维权运动的势头，从胡锦涛上台之初高涨的浪峰上跌落下来，至今停留在经济维权和个案维权程度，迟迟无法转化为民权运动；在胡锦涛的阴狠打压下，国内外民运、异议、宗教信仰活动皆落入低潮；法轮功在国内则被完全打入低下，完全丧失了江泽民统治末期的声势和影响力。

    通过无懈可乘的军管和戒严，胡记中共政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去年西藏骚乱和北京奥运会两大“敏感时期”，虽然去年的西藏骚乱范围更广，但在中共大军早早戒严下，抗议的藏人再也无法造成如八九年“大昭寺事件”的声势…在胡锦涛集团强硬严密的专制控制和镇压下，连容易酝酿的、温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和平异议活动都很难组织得了，更遑论组织革命。而在训练有素的中共军警的快速阻断下，全国各地爆发群体性事件，根本形不成自发的全民抗议或全民起义。

    近七年来，中共胡锦涛集团堵死一切和平改变的渠道，最近更以三十年来未有的文革式的语言，疯狂反对军队国家化，凸出地暴露了其不可救药的反人类本质。

    可见，至少在胡锦涛统治的十年内，中国爆发任何形式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余杰、刘荻等“告别革命”者们七年来摇唇鼓舌地“拒绝革命”，既多余、又可笑。

    中国“告别革命”者们不遗余力地否定暴力革命，自以为这是为中国好，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对现今的中国来说，最可怕的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溃乱。

    本文所指的溃乱，是指一种内部不断溃烂坏死的社会恶性衰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社会体制不能进步，整个社会丧失了修错能力；另一方面以社会治安为标志的社会秩序不断崩坏恶化、世风日下、社会呈现日趋混乱和失控的状况，但是这种混乱和失控，却无能形成改变社会体制的张力，而主要表现为恶性反社会行为的不断增长，比如，七年来在中国激增的凶杀、抢劫、拐卖掳掠儿童、大规模造假掺毒、数额巨大的恶劣的贪腐事件。

    中国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呢？对比一下邻国即可一目了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泰国的私人汽车普遍不用防盗报警器，雨季的晚上，居民区里静悄悄；而中国的汽车普遍安装报警器还不算，私车还往往安装高灵敏度的高级报警器，每逢大雨，居民楼下的汽车报警声此起彼伏，扰不胜扰、诚可谓自作自受。包括许多白领在内，曼谷的工薪阶层住宅普遍不用安装防盗门窗，而在中国国内城市中治安还算不错的桂林，连低薪贫民阶层的住所都普遍安装铝合金防盗门窗，家如囚笼。

    本来，一个正常社会的诸多防护条件，都是“防君子而不防小人”的，但碰上如今这个小人蜂拥的时代，焉能不防不胜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再增加防盗硬件、坐地为牢了。

    除了盗贼蜂起外，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十分惊人，九十年代中期，“笑贫不笑娼”还成为舆论抨击的热门话题，如今早已见怪不怪——今日之大学，女生卖淫、做二奶已不新鲜，甚至还令同学羡慕、嫉妒。

    这就是道德崩溃的后果。警察等国家暴力固然可以维持秩序一时，但社会秩序长远得靠道德来维系，造成社会溃乱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性崩坏。

    中国的社会道德，为什么会沦丧到今天整体性崩坏的地步？这就是中国一党专制六十年的“伟大成果”。

    首先，专制统治本身就是败坏道德的社会强效腐蚀剂。任何专制政权，因为缺乏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必然形成瞒上欺下、说假话的官场风气；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必然会带动民风”，在这种体制下，正直与诚实在社会中必然受到排斥，只有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小人才得录用、才易升迁，于是整个社会道德就趋于败坏。随着共产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僚，逐步撕下“革命”、“社会主义”的伪装，越来越赤裸裸地以身做贼，贪赃枉法、横暴拆迁、强迫征地…虐民掠财无所不用极其，政府信用的彻底丧失，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整体败坏。

    比起几乎其他所有专制政权（包括共产极权）更恶劣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更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赖以维系的根子。

    社会道德要靠信仰来维系：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上千年来靠儒、释（佛）、道三家共同维系，以儒家为主，释（佛）、道两家互补。主要由儒家信仰维系的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固然有许多缺点，比如纵容了酷刑、女子缠足和太监制度等惨无人道的习俗，但传统信仰有比没有好，由于中国民族整体上没有宗教信仰，若再无儒家信仰，中国社会不仅会更加野蛮，而且早已在频繁的战乱和北方外族的征服中亡国灭种，正是以儒家为主的信仰，维系了中国社会上千年来历经世界罕有的频繁劫难而存在至今：上千年来，中国社会虽然每每因内战和蛮族入侵而坠入管制的真空（即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信条，仍然能使社会成员普遍恪守为人处事道德规范，从而维持社会在没有“官府”有效管制的情况下存在和运转。

    但中共上台后，全面镇压宗教信仰：中共动用国家机器，横暴地铲除儒、释（佛）、道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中共通过宣传机器的愚民洗脑，成功地把大批中国人洗成与中国传统几乎完全割裂的无神论者。

    毛泽东死后，中共虽然容许宗教信仰活动，但只容许官方操控的宗教信仰组织存在，对法轮功、家庭教会、民间儒学会等独立于官方的团体和组织，仍然厉行镇压和压制。另一方面，中共以“发展经济”为载体，引导整个社会风气物欲化、低俗化，鼓励人们不问政治，满足于感官享受和低级本能的释放。中共还通过操控手段和宣传机器，精心歪曲中国传统信仰、大力兜售糟粕文化，以为专制统治所用，如：中共宣教文化机器刻意凸出宣扬愚忠、愚孝等儒家糟粕，而遮掩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共还借口“复兴国学”，煽动文化民族主义，培养文化愤青，阴险地用之以抵制自由民主理念…这些歪曲传统的做法，在胡锦涛上台后尤为大力使用，最近，胡锦涛掌控的宣传机器，把传统的“中华武德”歪曲为不管是非正义、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的鹰犬走狗精神，中共大肆宣这种歪曲的“中华武德”，疯狂抗拒军队国家化的历史进步潮流。

    中共对中国传统信仰的恶毒摧残和歪曲，全面地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赖以生存的根系，造成六十年来社会道德持续滑坡，而且加速滑坡，至今，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崩坏到了社会全面失控的边缘：

    如今的中国社会，为官不法、为富不仁、为师无行、为母不慈、为子不孝、为老不尊…官是贪官酷吏、商是奸商黑贾、民多愚民刁民…人与人之间普遍虚情假意、尔虞我诈、猜忌提防、与邻为壑，整个社会，机关重重、陷阱遍布，城市治安一个比一个烂，社会风气一地比一地差，红黑同道、官匪一家，稍不留神，即刻进套挨宰…商品市场、机关学校，假货充斥、伪劣处处、欺瞒成风，稍不提防，立马被坑受骗、中毒住院、甚至象“三鹿”受害者那些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