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不，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天下午，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在北大蔚秀园的家中。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钟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从韶关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是与西单民主墙同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禁止在西单墙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〇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钟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钟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

    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这个讲话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还要好。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不同意，说，你不了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大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伙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问的倾向性是勾引，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钟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〇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这个钟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民刊《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丰台机务段工人）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将王若水的谈话偷偷地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钟粤秋来访时，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非但如此，我劝导他们不要成立“全国民刊协会”，应该说是符合“上意”的，当然也不会给予表扬。这一次我没有上钩。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兴起时，邓小平等人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的发展，“团结工会”与波兰政府和共产党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〇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中国的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也領略了韓文公的淒惶。

    根据条例，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作为一个教师破格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補課中写文章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说不定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于是“郭罗基问题”成了林彪所说的“头等大事”，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以韩天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甦、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大会批、小会挤以外，对于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都给撤了。

    按照运动的常规，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的老部下有没有采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上面需要掌握。”

    周扬曾找周培源商量“郭罗基问题”，有关方面需要知道商量的结果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一派叫做“井冈山兵团”，我是反聂的号召人物。随着聂元梓的被捕，他们这一派已经垮了，而教师中的“井冈山”势力依旧。有人担心，“井冈山”势力是否会有所动作，当然更担心学生会闹事。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哪有那么多的“郭罗基动态”可汇报，所以除了受命告密以为，还有逼人编造假情报。

    （三）

    我人还没有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很多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于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于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所以才有党委书记喊“狼来了！”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到南大之前，党委已经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是南秀村25号，住在一座小楼的楼下，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他们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妻子说：“对了，有时套近乎很不自然。”

    “第二，我们家来了客人，他们家不是大人就是小孩总是开门探头张望。”

    妻子说：“没错，李XX在厨房里老是问我，什么人，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