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西方人的“道理”一词，指人的思想依据，就是人头脑里关于某事的说法、理由，例如：某人之所以要判刑，是因为他犯了法律。如此道理， 3岁幼儿都能听得明白，并知道分辨，知道如何去做，所以能办幼儿园给予教育。如此道理最适宜于哲学理论化、科学定理化、政治法律化、宗教理性化，成为知识性的真理。
   
   中国人的“道理”一词，情况跟道德一词一样，没有逻辑上的确定性：一会王法，一会天道，一会天理，一会人情，一词多义地指向方方面面。所以钱穆的《中国通俗思想讲话》指出：“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中国人常把道理来批判一切。”。如此含混的道理常常就在搅浆糊——和“人际稀泥”。
   
   古代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内外、男女老少四大类别内外的人际关系的道理，主要是“和为贵”型的情理思维。混沌思维，是调和人事的智慧。含糊的言辞有助于搞好人际关系。好坏、是非都在关系中。打人在张三，原因如果与李四骂人关联，惩治张三打人，不批评李四骂人，张三就不会服气。用道理惩治张三之际，用“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模糊思维对李四也作一批评，处理就平衡了。
   但是混沌思维缺乏概念分析，组合的是不同的感觉，是直观的、经验的、生活里的系统思维。在农业文明时代，用模糊思维与情理逻辑和身份等级制配合，来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调和古人、幼儿、乡邻关系还行得通，但用于调和工业文明时代的婚姻、合同、军事等纠纷，却捉襟见肘，妨碍创立宪政制度。
   
   中共国寨的极权统治下，《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上法院给丈夫生殖器挨踢讨说法，这说法就是乡妇的道理。千辛万苦之后，法院依照法律给踢人的村长判了刑，秋菊却说这不是她想要的。等级人质们的官司是法律和情面搅浆糊。
   
   在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电影里，秋菊去乡府和法院给丈夫“老二”挨踢讨说法，乡上按法律调解支持秋菊道歉的请求，但依乡情也支持给村长面子。于是，村长认了医药费，但为了面子却羞辱秋菊，将钱丢地下，视她捡一张人民币为给他磕一个头。结果秋菊不依，闹到县里法院，不停地打官司，千辛万苦地打到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判刑。秋菊却说，这不是她想要的。她可能仅仅是想让村长公开给丈夫认错、赔不是，但这道理、说法，秋菊始终就没讲清楚。而且当她难产时，村长带人送她去医院后，她已经没打算要什么说法了。没有言辞明晰的思想素养，是秋菊打官司打得艰难的重要原因。秋菊的案子主要是因为身份等级关系搞复杂了道理，刑事案子被当成乡民纠纷处理，才打得非常艰难。
   
   如果一开始三方都有明确的人权概念，搞清楚“人身不得侵犯”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权利，任何官员都不可以侵犯，别说脚踢，拳打都可以避免。思维清晰，村长失控踢了人，乡上不会袒护他，他也会明白有入狱的后果，不会为了面子而扔钱羞辱人。秋菊只要说清楚要求和村长拒绝的后果，乡里确定，几天就有“说法”了。混沌的道德思维下讲浆糊道理，秋菊和村长沟通非常辛苦。
   
   
    2009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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