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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穷凶极恶动杀机 信口雌黄何须凭(2000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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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血恶梦五百年——天灭中拱

赤血恶梦五百年——天灭中拱
   
   作者:王子亦
   
   《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成两大部份来论述整个人类历史,以公元1500年为分界点,1500年之前为一个大历史时代,1500年之后则是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大历史时代。
   
   无独有二,距今2500年之前的古印度大觉者释迦牟尼佛则讲:他在世和不在世的500年之后,是为“末法”时期。如此说来,从公元1500年左右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期“末法”时期,是“末法”时期的“末法”时期。
   
   从公元15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00多年的历史,如何看待和审视这段特殊的历史,本文或许能提供一种参考性视角。
   
   第一篇 赤血前梦
   
   一、乌托邦
   
   《乌托邦》的作者是托马斯.莫尔,1478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529年任英国大法官,后因拒绝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而被抓捕和审判,1535年7月7曰,托马斯.莫尔被处以死刑,死后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乌托邦》出版于1516年,全名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乌托邦”一词是托马斯.莫尔据古希腊语而生造的,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
   
   《乌托邦》分成两部份,第一部份谈到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作者在用影射手法描绘当时的英国社会在“圈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黑暗现象,既所谓“羊吃人”现象;第二部份描绘“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其实是作者关于未来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乌托邦的最大特点是“财产公有”,作者在书中断言: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
   
   由于《乌托邦》中“财产公有”这种思想因素被后来所出现的“拱惨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完全接收和继承,因此,《乌托邦》被后世的“拱惨主义者”视为“拱惨主义”思想来源演化史上的一部所谓的“伟大”文献,对其推崇备至。
   
   历史的荒谬之处在于:托马斯.莫尔不是生在东方,他看不到几千年来人类社会道德水准不断整体下滑的巨大趋势,他也想不明白当时英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诸如贪婪、争讼、掠夺、战争等等一切丑恶黑暗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乃是人心的败坏,也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败坏所造成的,是人类本身内心的问题,而不是外在的财产制度问题。托马斯.莫尔把一个本来应该向人类内心找原因的问题归结为一个人类内心之外的财产所有制度问题,这本身就是在回避,掩盖和歪曲问题的实质,他所指出的问题解决方向“财产公有”也就必然走上歪路和邪路。
   
   在东方,人们普遍接受“道、德、仁、义、礼”的伦理思维方式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 “礼”,“礼”是维系社会道德最低水准的底线。在道德标准体系里面,根本没有“利”的任何位置,只是要求人“舍利取义”,因为财利是“身外之物”,不值得为其而妨碍自身最为根本的道德修为。
   
   托马斯.莫尔对待财产和利益的态度,不是让人去“舍”,不是让人从内心放弃对财产和利益的过分贪婪和执著之心,而是让人采用外在的手段和方式,将财产的拥有形式从“私有”转变为“公有”,对于人类本身内心的贪财贪利之心根本就没有去触及,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反,托马斯.莫尔把“利”导入衡量道德水准的标准体系,是竟然用“利”来衡量人类道德水准的始作俑者。无论是用“利”多“利”少来衡量人类的道德水准,还是用“利”私“利”公来衡量人类的道德水准,都将导致人类正统道德观念体系的大崩溃,因为这根本不是在教人类放弃对财物和利益的贪婪之心,而是想将人类的注意力强行从“财产私有制”转移到“财产公有制”,恰恰使人类在无意中对财产和利益变得更加关注和看重,变相的加重加强了人类内心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贪婪之心。
   
   其实,无论是当时英国社会上的种种丑恶黑暗乱象,还是托马斯.莫尔本人,乃至《乌托邦》的出现本身,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类道德整体上不断下滑,开始进入“末法”时期的“末法”时期后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一切,都在昭示着一个长达五百年的赤血恶梦,一个最为血腥残酷的时代,一段最为无法无天的人类历史已经正式开始了。
   
   二、千年天国
   
   与托马斯.莫尔同时代的托马斯.闵采尔(1490年 - 1525年5月27日),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头领,也是德国农民暴动头领。1490年闵采尔生于德国哈茨的施托尔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闵采尔15岁时就组织过反对天主教会的秘密团体,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的主张极为激进,认为天主教的赎罪说是“给破房子刷白粉”,应该拆掉破房子,而不用刷白粉。1521年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鼓吹用暴力实现社会变革,他直接策划实施了萨克森.图林根的农民暴动。 1525年5月16日在弗兰肯豪森战役中被俘,5月27日被处以死刑。
   
   在思想上,闵采尔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反封建的神秘主义或异教传统,鼓吹利用暴力,发动暴动,将穷人从王公贵族和资本家的掠夺和剥削压迫中“解放” 出来。这一切被闵采尔说成是基督“上帝”在人间的“事业”。闵采尔鼓吹:要恢复原始基督教会的本来面目,废除一切与它相冲突的制度,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个尘世“千年天国”。
   
   在原始基督教时期,出现过一种“锡利亚式”思想,一些基督教社团主张信徒奉献出他们的财产,在社团内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他们相信基督即将复临,他将为所有的信徒建立起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天国”。
   
   闵采尔盗用了原始基督教的这种思想作为其暴力、暴动活动的公开旗号。后来,“拱惨主义”进行自我溯源时,通过“暴力”思想因素共鸣作用,顺理成章的接通了闵采尔的暴力化“千年天国”,又意外惊喜的发现“千年天国”还可以溯到原始基督教时代,因此,“千年天国”成为“拱惨主义”进行自我鼓吹时的一个标志性口号。这一思想口号后来不断变形,最终演变成了“人间天堂”。这就是“拱惨主义”用以迷惑和诱骗了无数世人的“人间天堂”口号的根本由来之一。
   
   如果说托马斯.莫尔给“拱惨主义”的形成“贡献”了“公有制”思想因素的话,那么,则托马斯.闵采尔给“拱惨主义”的形成“贡献”了“利用‘暴力’建立‘人间天堂’”这一最核心的思想和思路因素。
   
   三、太阳城和塞瓦兰国
   
   17世纪,意大利的T.康帕内拉和法国的D.维拉斯先后用对“太阳城”和“塞瓦兰国”的描述,表现对“共有共享”的“美好社会”的构想。其实就是对16世纪的“乌托邦”在17世纪的继承,延续,翻版和补充。其中所谓的“共有共享”,正是指的“财产公有”,在鼓吹“公有制”这一点上,“太阳城”, “塞瓦兰国”和“乌托邦”的狂热如出一辙。
   
   四、自由法
   
   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掘土派”头领G.温斯坦利著作了《自由法》,提出了一种和16世纪托马斯.闵采尔“利用‘暴力’建立‘人间天堂’”完全不同的思路:“利用立法形式建立‘人间天堂’”。在这其中,他也明确的提出了要“消灭土地私有制”。
   
   在17世纪,由于有意大利的T.康帕内拉,法国的D.维拉斯和英国的G.温斯坦利继续为“拱惨主义”的形成进行思想因素准备上的添砖加瓦,“拱惨主义”的形成进程没有停止,“拱惨主义”在人间的形象特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了。
   
   五、人民专政
   
   18世纪末,法国发生革命,“无套裤汉”们,相当于英国革命中“平等派”,是18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主要激进势力,其头领之一F.-N.巴贝夫打着“社会平等”,鼓吹“消灭阶级”,鼓吹通过密谋组织武装夺取政权,实行“人民专政”。
   
   法国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是后来的“拱惨主义”所极力吹捧的“流氓无产者”的前身代名词,F.-N.巴贝夫将“人民”作为对他们的专用称呼,其所说的“人民专政”,实质乃是“流氓专政”。
   
   “专政”,按照“拱惨主义”自己的解释,乃是“由一个统治者或者整个统治群体或阶级对被统治者或阶级实行绝对权力的政治体制”,和“独裁”意思相同。因此,F.-N.巴贝夫的“人民专政”,其实也就是“流氓独裁”的意思。
   
   16世纪初,托马斯.闵采尔提出要“利用‘暴力’建立‘人间天堂’”,近三个世纪之后,18世纪末的F.-N.巴贝夫接过了托马斯.闵采尔的这一 “暴力”接力棒,明确了“拱惨主义”理想中“人间天堂”的最主要特征:“流氓独裁”。于是,在“拱惨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人间天堂”的来龙去脉之思想因素已经完整的出现在了人类社会之中。
   
   六、空想社会主义
   
   经过三个世纪的积累酝酿之后,“拱惨主义”的形成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于是,在19世纪初,法国的C.-H.de圣西门、F.-M.-C.傅立叶和英国的R.欧文,开始沿着16世纪托马斯.莫尔开端的歪路大步向前,对“拱惨主义”的原始模型进行系统化的构建。“拱惨主义者”将此“拱惨主义”原始模型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由于不能从道德水准整体下滑这一真正的根源去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及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无论显得多么的“广泛深刻”,无论对其根源和基础做何种探求和抨击,所得到的结论都只能是片面和表面的,他们所提出来的诸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把国家变成单纯管理生产的机构”等等医治之方也就注定只能治标不治本。这就像是人得了心脏病,却针对病人皮肤上的病症反应,去研究皮肤疾病,开出皮肤病药方,当然不能有效医治。从托马斯.莫尔开始,其立意的基点和关注的方向就完全错了。
   
   七、西欧工人运动
   
   “拱惨主义者”宣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工人运动”是“拱惨主义”在当时能够形成的现实社会基础,认为这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所谓的“西欧工人运动”,就是指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暴动,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暴动。“拱惨主义”的确是在这些工人暴动和示威活动的现实刺激下形成的,“拱惨主义者”向来都把这几次暴动和示威摆到很高的历史位置上。其实,在19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的大事中,这些暴动和示威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没有“拱惨主义者”夸张得那么大。举个例子,在《全球通史》中,根本找不到关于所谓“西欧工人运动”的半个字。
   
   “西欧工人运动”对“拱惨主义”来说,真正的作用是给将用文字编造“拱惨主义”具体教义的“拱惨主义份子”提供历史性观察标本,这些混迹在工人之中“拱惨主义”执行机器备选者将作为样本,其思想,言论和行为特征和属性将被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以帮助“拱惨主义份子”们能以编造出最容易灌输到这些执行机器备选者头脑中的“拱惨主义”教义,并预先总结进行言行操控最适合方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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