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 -- 冀朝铸回忆录 /平宽译室

让事实来说清楚吧。毛泽东从他的半隐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碍他重新掌权的人，代之以怕马屁者、激烈分子和对他从不说「不」的人。这些人都指望当毛泽东归天时能够霸占权力地位。这次毛泽东又再鼓动群众以助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群众不是被饥饿逼迫的农民，而是充满激情的学生。这些学生被纵容可以任意胡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干涉，而且协助学生搞破坏。公安部长谢富治给高级干部发出指令，其中有这样的话：杀了人的红卫兵应该不应该受责？我的意见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人民警察应该站在红卫兵的一方。我们要向红卫兵提供地富反右坏的资料。

年青人的狂热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约束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带荒谬性的悲剧。据估计，在北京每条里弄上，红卫兵(有些只有十三岁)最低限度打死一个人；而杀人事件发生在全国范围里。有学者说：「这是在地球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受到国家政权允许的、在整个社会出现的『发狂症』。」在街上走着的人，随时可以被截停，盘问他们的背景，并被拷打，即使他们的背景毫无需要隐瞒之处。孩子们出卖父母，工作同僚互相举报，夫妻彼此批评谩骂。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识分子一道，被扣上红卫兵臂带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从家中拉出来，集中在一座旧的孔庙里，剃上阴阳头 -- 即一边头发被剃光，另边则保存。在整个屈辱过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断被高声喝骂和拳打脚踢。他们面上被涂黑(黑资产阶级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标志，被打倒在地上。当老舍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开才能除下，因为衣服都给凝结的血迹酱死了。医疗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没有医院敢接收他，也没有医生敢医治他。第二天，他挣扎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湖边，投水自杀。

红卫兵是革命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励下，他们开展了自己的革命 -- 为毛泽东奋斗的革命。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大肆破坏和杀人。教师们被枪毙、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药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殴打，有时甚至打死。红卫兵虐待人和杀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经意的说话，便足可让红卫兵对被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人上门抄家，砸烂他们所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财物，并拷打屋内的人，不论这人是年迈的长者或幼稚的小儿。就这方面来说，可称「一视同仁」，而且被伤害者是「投诉无门」。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红卫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内有人已经或可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目标。

我对自己担心不大。我倒担心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成为斗争的重要目标。我想出一个方法保护他们。此法虽然有风险，但我有信心它能够收效。无论如何，坐着不动风险更大。

这个时候，很多报章刊有毛泽东和宾客交谈的场面，而在两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便是戴着黑边眼镜的我。我站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翻译员。我把这些图片中的一帧加以放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文革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挂在我父亲经常坐着的沙发上面一个显著的位置上。

我大声给戴着助听器的父亲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也不要说什么话。我很快便回来。」说完，我找着街道上的红卫兵代表，「举报」我的父亲。「他是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分子，」我告诉他，并装得高度拥护文革剿除社会「黑五类」的样子。「他就住在附近，请跟我来，帮我闹革命。」这年轻人中了我的饵。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领着一群个个如狼似虎、准备粉碎一切的学生操向街道尽头我的家。到了家门前，我推开故意不关好的门。(避免要我父亲或母亲来开门。)

当我领着这些红卫兵经过回廊时，一个说：「看这资本主义家俱。」说时，他指着一张我父亲读书的已陈旧非常的座椅。我继续带着他们走过大堂，进入起居间，那里我父亲端端正正地坐着，以困惑的神情透过厚厚的眼镜观望这些陌生人。

一个红卫兵留意到他的藏书。「我们要烧掉这些书，」他说。正当他们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一个一个看到我父亲头上挂着的那幅图片，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望着那幅相，又望望戴着黑边眼镜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我。他们的情绪好像左右晃动的悬垂。

「同志，很抱歉，骚扰了你，」红卫兵的头目跟我说，并向我躬身为礼。「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革命的家庭，请原谅我们。」于是他率队离开，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气。在返回办公室前，我告诉父亲务必把相片挂在墙上，不要除下。而事实上，文革噩梦还刚开始，无人知道会持续多久。(上)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题目借用巴金先生语，因手边缺乏参考书，引词容或有误，敬请读者指正。)

(摘译自：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