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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压多时的乌云，挟着暴风雨，现在开始侵袭人们。毛泽东对国家的管理方式，愈来愈不满意。到了1965年年底，在他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私下接触中，他抱怨党的领导人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在12月26日庆祝他七十一岁生日的宴会上，他直接点名批评刘邓，说他们有反马克思思想，并警告要搞斗争以「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人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毛泽东年纪已经老迈，而且他已经退到「二线」。

   但一些看不见的发展却静静地进行着。毛的妻子江青，(她数年前曾患了癌症)现在成为毛的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江青是神憎鬼厌的人物，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说她好话。她疑神疑鬼，凡事要作主。而且眼红别人，野心大，又天真和任性。她许多年前已不是毛的女人，但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便咬谁。

   此外，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军事人物，发动起一个空前规模的个人崇拜运动。他把毛的说话编辑起来，称为「毛语录」，又叫「小红书」。这本有红色塑料封皮的书被印行了亿万本。

   1966年五月中旬，政治局发出了一个通告，首次攻击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并号召发起一个伟大的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我突然被命令收拾一切，返回北京。在北京，我发觉北京市长彭真被公开抨击。彭是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亲密盟友。现在我们这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已经很清楚看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即将发生。

   在所有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是有惊无险，只受到很温和的攻击，所以这次我也不特别担心。我返回北京后，便立即有任务，陪同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说英语，而我们的外交部也不乏说罗语和阿语的人才。过去，在周总理访问非英语国家的期间，我通常留在国内。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我的责任是做笔记。但我的速记是用英语写的，而我的中文书写能力仍相当差劲。我出席周总理的所有正式活动，协助速记员和口译员誊写会议记录。但事实上我的贡献不多，因此我的整个行程就像假期一样。为什么周总理要带我到国外访问？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可能是，因为国内已开始动荡，周总理要保护我。无论如何，当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起来了。不多久，无数的无辜中国人被杀戮。中国进入黑暗时代。

   (摘译自：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