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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按：冀朝铸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期翻译，有「红墙第一翻译」之称。)

   大跃进「拨乱反正」后，随着地方官员和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不断有所改善。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管理国家大事。这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然后毛泽东又「不甘寂寞」，蠢蠢欲动了。天边乌云开始积聚，暴风雨即将来临，把中国推入了大混乱和大倒退的境界。

   党开展了两个新运动，号召干部回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要在农民中培养政治忠诚，而四清运动则要清理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当时有愈来愈多的人投诉地方干部贪污舞弊、欺压农民，以及胡乱夸大生产数字。

   我在很多年前已曾被下放农村，喂了一年半的猪，现在是工作排得满满的。但即使如此，在1965年年底，外交部翻译组的领导仍认为我应该再下去，接受农民的锻炼。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

   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

   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

   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

   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

   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摘译自：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