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月26日），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在南京太阳宫洪泽湖厅聚会。

   我们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94级硕士研究生。96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到南大哲学系读博士。9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入南师大读文学博士后，2001年留校担任副教授至今。

   我们还请到了来南京大学出席南大社会学系20年系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副研究员。

   这次同学聚会简直就成了一次小型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学问题研讨会。

   除我之外，出席的朋友还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宛丽 副研究员

   南京大学 吴作富 博士、讲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南京大学 肖萍 博士、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花菊香 博士、副教授、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

   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公共管理系 高红 博士、副教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傅晴女士 硕士

   平安保险公司（南京） 贾钰女士 硕士

   华夏银行（南京）副行长 樊立群先生 硕士

   另有五位同学缺席：

   上海社会科学院 苏萍 博士、副研究员

   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陈如 博士、副研究员

   南京市建邺区区长办公室主任 刘晶磊 硕士

   江苏省宿迁市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 周长东 硕士

   深圳大学法学院 吴崇华 硕士、讲师

   席间，自然从食品安全（三聚氰胺等）这一典型社会学问题，聊到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学建设和社会工作问题。

   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需要一场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在这一更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社会学者应该走在最前沿，因为，我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最有发言权。

   我们都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于一种中国社会上下普遍存在的社会良心缺失。

   因此，如何修复中国人缺失的良心，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良心严重缺失，源自两个因素，一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的缺失，二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缺失。

   而宗教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缺失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第一，由于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党，于是，共产党在中国大搞无神论教育，结果，在中国，宗教几乎成为“迷信”的代名词。只要中共对某宗教一不如意，立即就“打击邪教”，而忘掉了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人权。

   没有了宗教意识，人就没有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于是，人们认为只要不为人知，不留犯罪痕迹，就安然无恙了。

   缺失宗教意识，其实就是丢弃了一种很伟大的内在监督。这个监督与其说是来自于上帝的，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最纯正的一种思考，那是我们本能的对社会、对他人的恻隐之心。

   第二，由于共产党是独裁的党，于是，一切名义上的监督，诸如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团监督、政党监督在涉及中共的根本利益的时候都变得毫无作用。结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要搞定中共领导，一切都安然无恙了。

   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团监督、政党监督中的核心监督机制是政党监督。

   而政党监督，只有在可以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如果搞“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模式，将使得所有的“民主党”变成中共的“花瓶”和“尿壶”。这在中国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缺失民主意识，其实就是丢弃了一种很强大的外在监督。任何一个党，如果没有在野党对执政地位的竞争，无论这个党多么伟大、光荣、正确，都将变成无恶不作的魔鬼。

   因此，拯救中国社会良心的有效途径，一是重建中国人心中的宗教世界，切实捍卫“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必须尽快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

   昨晚让我很开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副研究员对我们说，社会学所的原所长陆学艺研究员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加大社会学投入并对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研究进行高度关注。张宛丽副研究员说，陆学艺研究员的上书已经得到胡锦涛主席的批复，并在落实中。

   我对张宛丽副研究员说：“中国不是没有好社会学者，而是没有好体制。希望在座的所有社会学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都能在改革的前沿做大量的具体工作。”

   张宛丽副研究员说：“是的，我们有幸生在一个色彩斑斓、千姿百态、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我们将比前人看到更多的变化，但是，我们也承受着前人所没有的委屈、痛苦和挣扎。”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 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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