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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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共恶意打压 何来4.25和平上访?

明慧网 作者:龙延
   
    
   现代中国最大、最尖锐的矛盾,是中共党权和人民权利之间的矛盾。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司法权威,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仅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时时受到党权的侵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恶性侵权,为所欲为地剥夺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从物质财富到精神信仰,直到生命,从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与非正常死亡。中共的斗争哲学不断把一部份人树立为敌人,然后舆论抹黑和暴力打压双管齐下,积累了非常系统和熟练的整人手段和方法。
   
   文革后,所谓的“阶级敌人”、“反革命”纷纷得到平反。现在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于是许多人猛然醒悟,原来以前的那些“阶级敌人”都是假想敌。现在看来,中共为了实现其不同时期的政治目的,需要树立不同的敌人。例如,中共打倒地主,是为了抢夺他们的土地;打倒资本家,是为了抢夺他们的工厂和资本;打倒知识份子,是为了垄断思想意识形态,树立党文化,控制人们的思想,或者说是抢劫人民的思想,并用邪党文化取而代之……。简言之,谁不幸成了被抢的目标,谁就成了强盗党的敌人,政治运动是其强取豪夺的幌子。后来强盗党虽然给地主、资本家“平反”了,但是并没有把抢来的东西归还给他们。即使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强盗党都感激涕零了。
   
   *“精神门”与“何亡国”
   
   强盗党的倒行逆施造成民怨沸腾,制造的大量访民也反过来让其头痛不已。现在中共草木皆兵,把二零零九年视为“敏感年”。三月十八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题为《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孙在文中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强行送这些访民进精神病院就是保护他们的人权”。这种信口开河,反映出御用学者的极度不负责任,于是立即遭到访民的强烈反弹,纷纷要去找孙评理。其实,孙不是说漏了嘴,而是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年来,当局就是这么做的,许多人因为上访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许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上访而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遭受残酷迫害。
   
   这不禁让人想起十年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顶着科学院“院士”头衔的科痞何祚庥,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文章再次恶意污蔑炼法轮功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会象义和团一样亡国。“何亡国”道出了中共一直想把法轮功树为假想敌而取缔的真实意图。其恶意污蔑严重地伤害了广大法轮功学员,促使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四•二五”和平上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四•二五”后,中共“倒果为因”,利用垄断的话语权欺骗各界,混淆视听。现在仍然有些人不明事实真相、被“狼妈妈”的“羊吃狼”谎言所愚弄,认为:“如果你们法轮功不去围攻中南海,共产党也就不会镇压法轮功了”。言外之意,因为先有了法轮功学员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前因,才导致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后果。
   
   就象“老访民”有其冤屈的原因和历史一样,其实在九九年“四•二五”之前,中共对法轮功早有预谋,不断地挑起事端,中共打压在前,法轮功学员上访在后。可以说,中共的强盗本性决定了其打击法轮功的必然性。
   
   *新时期的假想敌
   
   一般的强盗只抢人的财物,而中共用政治的名义不仅抢劫人民的财物,还抢去人民合法的权益、自由的思想,并把“思想阵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中共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把全国人民抢劫一空之后,面临着如何控制和使用“赃物”的问题,又面临着如何标榜自己“伟光正”的问题。文革后,面临民不聊生的现实,中共被迫搞“改革开放”,先把抢来的土地让农民使用,后又在城市搞“改革”,而中共权贵们就利用“国企改革”的机会,大肆私吞资产。
   
   九一年苏联共产党垮台后,中国人民普遍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中共内心非常恐惧,一方面害怕“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又担心当时全国的气功热,于是中共成立了一个九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成员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等正副部级官员),严密监控气功组织。
   
   为了维持其破产的意识形态,中共又祭起了斗争哲学来树立敌人。人的思想应该是自由而独立的,中共强暴人民的思想本身就是罪恶,而为了维护所谓的“思想阵地”打击异己,更是恶上加恶。在九九年七月镇压法轮功之后不久,江泽民“在某重要会议的谈话要点”中说:“中央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消亡的历史教训,一直决心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和理论进行批判,夺回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法轮功鼓吹‘真、善、忍’,给了我们动手‘消毒’的机会。”“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在全国引起剧烈动荡,甚至于制造暗杀、毒气、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对社会稳定起破坏作用,起不到惩戒的效果,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
   
   由此可见,在苏共垮台后,中共开始物色新的假想敌,然后以政治的名义杀人立威。为什么选法轮功为敌人呢?法轮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搞“假恶斗” 的党文化不一样;从江的谈话可看出,高层非法了解法轮功,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不会破坏社会稳定,同时又认为法轮功讲“真善忍”好欺负,可以放手打击。换句话说,中共打击法轮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法轮功的好,又觉得好欺负,可见强盗党的邪恶和懦弱。
   
   *中共对法轮功蓄谋已久
   
   前面提到,中共有个九人小组严密监视气功。法轮功因为祛病健身效果好,讲“真善忍”,所以发展非常快,在九四年的时候就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一些地方派出了公安人员到法轮功里卧底,没有发现任何“异情”。
   
   到九四年底,法轮功创始人停止在国内传功。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增长,法轮功深受人们的欢迎。到九六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估计已经超过千万,其中有很多是党政干部,尤其是退休干部。可是由于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引起了中共的恐惧和江泽民的妒嫉,已经把法轮功作为假想敌了。
   
   中共的政治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些专吃“政治饭”的党棍们想挑起事端整人,趁机捞取政治资本。和历次政治运动整人一样,首先是“笔杆子”开路,中宣部已经在策划批判法轮功了。
   
   1、九六年《光明日报》事件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违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政策(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用僵化了的文革思维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徐光春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后,由于有关部门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当局对法轮功的进一步打压没能搞起来。
   
   2、九七年公安部内定“邪教”
   
   中宣部的“文攻”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专政机器”这台绞肉机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场了。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为捞取政治资本,指示其控制的公安部在全国进行秘密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取缔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罗干又通过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 ”,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后来各地公安卧底调查的结果: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也没搜集到。
   
   中共中央政法委内定了罪名,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对法轮功的公开大规模打压一直搞不起来,但是也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人为地挑起了公安部门与炼法轮功群众的对立。
   
   3、九八年北京电视台事件
   
   到了一九九八年,中共要对法轮功进行“文攻武斗”的形势已经开始形成了,但是苦于找不到借口。当年五月,在中宣部工作过的科痞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公开诽谤法轮功。一些法轮功学员去电视台反映实际情况。北京电视台了解了情况后,做出了更正。何祚庥的挑事没有成功,其恶劣表演引起了当时北京一位副市长的不快,下令不准其在北京的媒体上乱说。这也是九九年何转到天津去发表诬蔑法轮功文章的原因。
   
   *九八年的健康调查
   
   面对公安在各地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纷纷给上级写信反映情况。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政治局看了调查报告后,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很高兴,作了批示,大意是不要去干扰法轮功学员炼功。江泽民看了报告后,很不满地说“写得玄玄乎乎,看不懂 ”,就把报告交给了罗干,罗干自然明白江的意图。后来在“四•二五”上访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朱镕基的批示被罗干扣压了下来。罗干敢把朱镕基的批示扣压了下来,是有江泽民的背后支持。
   
   *打压升级:九九年天津事件
   
   一九九八年的调查结果非常明确,结论非常正面,但是对法轮功的攻击和骚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升级了。这是因为中共早就把法轮功内定为“假想敌”了,并且一意孤行,现在缺乏的只是打击的借口。
   
   何祚庥背后有罗干的支持,在北京电视台诽谤法轮功失败后,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诽谤法轮功文章,而且无中生有地上升到“亡国”的高度,扣上了比“精神病”更可怕的大帽子,其实这正是何祚庥背后主子所需要的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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