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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印
我的五个朋友围着我，等待与我的最后告别。我的眼光越过阿平的头顶向村口那棵最大的荔枝树望去，这棵荔枝树由我爷爷传给我妈妈，我妈妈去澳大利亚后又传给我，现在，我又要坐飞机去澳大利亚了，我拿到签证后把我的土地退给村里，我本来想把荔枝树传给阿平，但村长不干，说树跟土走，土不归阿平，树就不能归阿平。阿平从小跟我摘荔枝，现在树要归别人，我心里不好受。
从我家到广州国际机场不太远，我叫了一辆的士。我穿着西装，拖着铮亮的航空旅行箱----就是玻璃钢的那一种----如果挤巴士，别人就会用瞧打工仔那样的眼光瞧我，我受不了，因为我现在是华侨。
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做了华侨。很久以前，我姑妈在澳大利亚开了一家餐馆叫“小广东”，后来姑妈把我姐姐办出去了，五年后，我姐姐又把我妈妈办出去了，我今年二十岁，还没结婚，妈妈又把我办出去了。和北方人比，我们出国更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亲戚在外国。这五个朋友是我的死党，他们都没有亲戚在外国，顺理成章地把我看成了他们的骄傲。阿浩眼圈红了，我这个人不怕横，就怕人掉泪，我躲开他的眼，吼道：下次回来全都去洗桑拿，我埋单！吼完，我就钻进的士，心尖像被人捏着，张不开，透不过气。
飞机像电梯一样落，宽大的翅膀明晃晃的缓慢向下把云层压开，然后我看见了象被水清洗过的干净的农场和草原，看见了成片的羊群和碧绿的湖水，妈呀，跟童话世界一样。身边的人都跃跃欲动，这使我紧张，我没出过国，我怕我的疏忽铸成大错，于是，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紧盯着其它乘客。我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他们的举动来决定我下一步该怎样做。除非整个飞机的乘客都出错，不然我是不会错的。我随着人流离开机舱，来到甬道。我看见洋人，听见洋话，我认定我到了澳大利亚，这还不算，我又朝我的大腿一拧，痛！我这才确信到了澳大利亚。我在出海关摸护照的时候，心里隐隐作痛，关于这个原因我会在后面讲述，总的来说，我现在是兴奋的。在我心里华侨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有我们村的阿雄、阿林、阿宾、阿根、阿风、阿东、阿水、阿叶为证，他们的家在改革开放前就很殷实了，当然还有好些家，在海外有亲戚，肯定都寄钱回来，但是爱装穷，这是为了防止邻居向他们借钱，有些家庭就是这样，把奸猾当家训，一代传一代。呸！现在我也出来了，也华侨了。只是我家在村里已经没有人了。别人要羡慕我家，只得指着我家的房子说：看，那家人都走空了，全是华侨。我没说错，以前我用什么眼光去看别的华侨，现在，人们就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我。
妈妈，姐姐和姐夫来接我。妈妈的脸看上去有些憔悴，她的嘴唇微微抖动，这是见了我的缘故。但是我纳闷她为什么这样憔悴，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老华侨都是容光焕发，戴着金灿灿的戒子，戴着白色礼帽，拄一根拐杖，真的，连皮鞋都是白颜色，好气派哟。姐姐也很高兴，时不时看我的脸，好象有很多话要讲，但又没打算讲。奇怪，人越大，有些话越不讲，长时间不见面更是这样。不讲，就沉默，一沉默空气就闷，人就难受。讲吧，又不知道对方希望自己讲什么。于是，就讲些废话，与其说是调节情绪不如说是调节空气。我就讲了在飞机上怎样请人填英文报关单，以及我碰到的洋人是如何的客气，我没想到我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外国佬在这里还这么受尊重。姐夫老是很匆忙的样子，神情很紧张。在他身上，我找不到间隙插话。这使我不安，因为我与姐夫是初次见面，气氛搞随和很重要，加之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全靠做人的功夫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一不小心有了误会就不易被谅解，也很难消除。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今天与我保持距离是有意的。
我和妈妈都住姐姐家，姐姐和姐夫开了一个中餐外卖店，我就自然而然到他们店打工了。这店是我姐夫开的，后来他娶了我姐姐，就成了夫妻店。这个名义上的夫妻店其实是我姐夫说了算，不仅生意上他说了算，我们一家三口人还得受他支配，至少我看出了这一点。我姐夫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认为他是我们家的恩人，而且我们的衣、食、住、行都靠他。他那个脸色就象广州的霉雨季节，难得晴朗。尽管我姐姐为缓和气氛，有时说一点家乡的典故笑话，他听了也想笑，但他总是克制着。他怕一笑，气氛就变得轻松和随意，这样他的威严就会被冲淡。他怕失控，所以，他用咬紧的牙关和黑青的脸色来对我姐姐的笑话做出反应。不怕你轻蔑，告诉你，我们的家庭关系就象社会上的人际关系，甚至比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还要糟糕，他对外边的人比对我还好。他宁愿与别人聊上一小时，也不肯与我叨嗑半句家常。这很伤我的自尊心，也让姐姐难堪。可怜的姐姐夹在中间不好做人，我决定出走，去给别人打工。
说实话，我不喜欢我姐夫，他无非就是从顺德城里来，然后有一个小店，如此而已。他看不起我们一家，因为我们是农民。其实，我们村在广州白云区，是城乡结合部，土地大都被征收开发和出租，我们村长开的是奥迪车，这个事实我姐夫一直都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是因为他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他认为如果他的境况不如我们乡下的一个村长，他就会失去作为一个华侨的优越感。我真不明白我们中国人怎么事事都喜欢占上风。我长期在外边开出租车，我跑遍了广州和它的周边城市，一个城里人见的世面也不一定有我多。年底，我还要回村里分红。我的经济条件比许多城里人都强。但是这些我没告诉我姐夫，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狡黠。如果他知道了这些，我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我姐夫炒的菜也只有骗洋人，我们实在难以咽下。他讲究镬气、追求脆口，连四季豆都不炒熟，在镬里闹几下，抛几下就起镬。那东西有生物碱，吃了要中毒嘞。他不信，他说这就是广东菜。此外，他的菜还放了太多的糖和味精，什么都是甜的，吃完之后舌头还因味精而苦涩。咸压百味，甜也压百味，他不听我劝，反而眉飞色舞地说顺德在解放前就有一个大糖厂，他的意思是顺德人很有条件把菜做得甜，甜菜就是好菜。从此，我背着他就把他的菜叫做幸福菜，甜蜜蜜的日子就是幸福的日子嘛。他还说他读过好多书，我一问，才知道尽是三国、水汻、说岳、隋唐演义。那好，我问他，三国里谁最傻？他说张飞。我说，不，是杨修。他哈哈大笑，说我比张飞还傻。
我的新打工地在乡下一个小购物中心里的唐餐外卖店，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做人的尊严。这家店的老板是新加坡人，讲英文和广东话。我年轻、勤力、快手，加上会做正宗的广东煲汤，会调制各种味汁，他对我慢慢的就开始客气了。外边卖餐的几个香港女也好沟通，用广东话插科打浑，几天下来就随和了。老板这边虽然宽松了，但还不能掉以轻心，有时还得给他讲一些我在广东开出租车下狠手打架的事，我想，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厨房里还有一个瘦小低调的内地客，除了闷头干活外其它没什么特点。这样一来，我基本上理顺了我的生存空间。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我在出海关摸护照时，心里隐隐作痛。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了，这是因为我的护照“身份”一栏里被印上了两个字：农民。这两个字象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背上，让我喘不过气来。它又象老鼠尖利的钢齿噬咬着我渴望被人尊敬的心。我前面也说过，我在农村的经济景况比城里人还强，但我仍然不能毫不脸红地对素不相识的人说我是农民。这并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农民，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农民。
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是一位华侨了，但我却因此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我的优越感被我低贱的起点给毁了。农民的身份在中国是最被人看不起的身份。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甚至是没有身份可言的。贫穷、愚昧、落后、无知就是他们的代言词。其实，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心里很明白，贫穷、落后都不该怨我们，而愚昧和无知更是城里人不了解我们才无知地说出这样愚蠢的话。唉，让农民这个阶层作为一个事实摆在那里罢，我无法改变人们的偏见。但是，为什么还要在我交还了土地、注销了户口、失去了身份的华侨的护照上印上“农民”二字呢？既然我是农民，那么我是哪里的农民？我的土地在哪里？不仅如此，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护照上这“身份”一栏是印给谁看的？我的护照由我持有，只有我、海关人员和澳大利亚有关机构可以看到它。我知道我是农民，印这个字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其次，给海关人员看，海关人员知道一位公民的“身份”后对他有什么帮助呢？是否意味着人有贵贱之分？贱则犯案？是否意味着“干部”就放行，“农民”就查一查是否捣腾了烟土？要是这样，“官人贩银，小人贩钉”的可能性又怎样通过“身份”一栏的提示来判断呢？如果海关人员撇开它，全凭他们毒辣的眼睛和经验来判断，那么这个“身份”一栏对他们而言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其实，不用这样推理，我完全明白有人在恶意地剥脱我们这种可鄙身份者的衣服，让我们赤裸裸地置于他们冷酷的目光之下，而这种目光的背后并不是高尚的情操在支配，仅仅是那种显著自己的威力、可以置人于难堪境地的阴暗心理作祟。他们在他们的职业岗位上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加班加点、不知疲倦地将素不相识的人的一切个人情况条分缕析、归纳分类并罗列出来，将人象毫无感觉的麻将牌一样罗列成一四七、三六九、让人处于一种无处躲藏、孤立无助、任人摆布的位置。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至少我拿到护照的同时，还伴有一种胆怯、恐惧、和服从的感觉。这种心态使我过海关时低三下四、小心翼翼、充满敬畏，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时夹着尾巴、缩着肩，像一条随时准备挨揍的流浪狗。
糟糕的事情还不仅是这些，以后我回中国旅游时、住酒店时，那些体面的、打着蝴蝶结领带的体面侍应生和服务小姐又会怎样看待我？当他们羡慕地翻开我的护照时，蓦然发现眼前站着的是一个农民，他们会怎样的看待我、猜度我、鄙视我？他们或许也想混出国而没找到门路，此时，他们会在心里嘀咕：这个傻乎乎的农民是怎样混出去的？想到这里，我就从头到脚不寒而栗。我这个华侨太单薄，当我向他们要一杯咖啡时，他们会不会给我换成一杯乌龙茶？当我向他们要一个三明治时，他们会不会给我来一碗牛腩汤面？天哪，我那抹不去农民基因的中国护照！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想知道其它中国移民护照上的身份，是我最大的好奇心，我几乎无一遗漏地问过所有的熟人----尽管他们不高兴----我无法克制我这种近乎病态的冲动。我已记不清这个蓬头垢面的内地客是我问过的第几个人了。开初，他拒绝讲，支支吾吾说是居民，我不信，他又说是工人，我问工种，他又支支吾吾说打杂。我还是不信。后来。他说是“文化工作者”。当这个优越过农民千百倍的身份从这个我从来看不上眼的邋蹋鬼的口中冒出来时，我象点燃的炮仗一样蹦起来，炸声道：你是文化工作者，那我就是香港的董建华！这次他不躲闪了，直勾勾地盯着我，眼光逼人，说：你想提文化方面的问题吗？瞧他这底气，装不出来，我怯了，慑懦道：我信。他平静地问我的身份。我也直勾勾地盯着他，道：农民。从他的眼光看得出，他不认为我在开玩笑。他平静地说：农民比工人好，农民至少有地，工人一下岗什么也没有了。我紧绷的神经一下松弛了，我没想到这个蓬头垢面、沉默寡言的内地客说话这么有水平，我很高兴他没有小看我，也没有借机占我的上风让我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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