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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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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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火炬被阻截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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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也“愤青”了
·国家低下了高贵的头
·旧病复发,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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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鹤慈先生商榷


    张鹤慈先生有一篇题为《地震预报炒作到底为了什么》的文章(原文附后),读后想说一些话。
    张先生对学问研究素有功底,但是读张先生这篇文章却感到一头雾水,不明究底。简单地说,有些东西很模糊。
    由于我的商榷是针对张先生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恕不摘文章段落来分析。
    一、关于地震预报及相关问题。
    地震预报很复杂,这是个学术问题,我们都不敢妄言。但是,它与在中共统治下的任何学科一样,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政治问题。我们这辈人对此心知肚明,不必一一举例即可断言。地震能预测或不能预测或能预测到哪一程度绝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那么简单,哪一地区的地震前期活动恰好被监测到,哪一地区的地震震前毫无预兆,同样也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因为事涉社会稳定,这是不能公开的秘密。
    中国许多事情都牛逼哄哄,但地震预测确实走在世界前列,这一点得到公认。中国的地震研究类似中医的思路,是整体把握和监测,形成面、线、点的布局。有关唐山大地震的预测今已有所揭秘,遗憾的是时隔三十多年才明朗一二。在三十多年后,汶川大地震相关资料会否揭密,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的生命捱不到那一天。以我对汶川大地震一年来的关注,我发现国内外民众对汶川大地震预测真相的疑问是相当严肃的,一些渠道透露出来的关于这次地震预测的图文并茂的科学资料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并不是热血冲动者所能捏造的。
    事实上,中国的官、民两阶层在那一瞬间都面对了同一个令人瞠目结舌、肝胆俱裂的事实。老实说,我对汶川更有一层特别的感情,三十多年前我去过三次汶川,在高寒羌寨一蹲就是一个多月,那是一个改变了我世界观的地方。目睹温家宝在废墟上递输液管,我是百感交集,是个有感情的中国人都不会不为所动;全国下半旗致哀,我那控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周身瘫软。请注意,苍天也为之垂泪的举国之哀是在大地震之后,这种震撼是目睹灾难之后的震撼。由地动山裂及至人间毁灭,这痛彻心肺的感受大约是以稳定压倒一切为行事准则的人所始料未及的(此处点到为止,明者自悟)。当然,炒作地震者有之,别有用心者有之,但是为数甚少,至少在我所认识的人中还未见到。所以,不宜以“炒作”一词对关注地震者以蔽之。
    既是地震一周年,不妨多言几句地震。我们首先承认,地震是天灾,八级地震,许多楼房是会垮塌。但是,从我们所见的资料中,亦有不少完好无损的房屋。这次被地震重创的都江堰市特殊教育学校靠近操场那栋楼整个垂直塌下,成一摊饼状,不见呈支撑状的梁柱,而与它毗邻的楼房却昂然矗立。在震中映秀我亦亲眼目睹学校内尚有一二教学楼倾裂未倒。这说明什么问题?楼房的质量合格与不合格,从垮塌的状态中大致可判一二。如果楼房质量合格,学生死了是天灾;如果楼房质量不合格,学生死了是天灾加人祸。死不可避免,但如果那楼房因质量过硬能在危急中多支撑一会儿,是否会有更多的学生拔脚逃命呢?人的生死关头有时候往往在零点几秒之间。危楼已有物质证据,学生家长亦捏有设计图纸。时隔一年,相关家长被控制、相关社会热心人士被抓捕。这些都表明危楼问题和学生死亡人数问题是政府不愿触及的问题,是十分敏感的话题、是事关大局和稳定的问题、是挖萝卜带泥的问题、是问责问至顶端而有关方面将无法自圆其说进而无法解释的问题,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法解释的背后潜藏着一条不能明示的暗线。
    干脆说破:挖危楼问题会挖出体制问题。
    对于尖锐矛盾的处理,半个世纪以来,不,打从江西苏维埃政权以来,中共都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捭阖手段。任何问题需寄以立场和原则然后方能“讨论”,而立场和原则又必得是单边而非双边的。这一逻辑不是我设置,是当局所呈送----地震问题热心人士被罗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问题很大,即:这不是地震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显然,关于地震的一系列问题是个政治雷区,不得触动。换言之,地震问题与政治问题已然被捆绑对待。这类逻辑关系我们耳熟能详,兹不多言。
    二、关于中共的政治开放程度(即“左转右转”)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依我看,中共只有扭曲的经济开放而从来没有光明的政治开放。政治开放的基本特征是媒体解禁;恢复选举制;多团体、多党派并存且有公平竞争的权利等等。张先生所看重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本应是一个公民的基本自由,把这个东西很了不起地纳入政治开放范畴,足以说明中国的“政治开放”还停留在极为可怜的基础平台上,也说明中国公民的政治待遇有多低。现在的言论看似比以前自由,表面看来嬉笑怒骂皆由人,但这里依然还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1、当自由的言论反复触及底线时是否有“煽动”之灾上身;2、谁敢说有关部门对言论自由的人没有建档归类,没有特别关注,以便在形势需要时“该出手时就出手”。想鸣吠的人多的是,可他们为何不敢鸣、不敢吠,原因就在于言论自由的下面布满陷阱。
    中国政治在实质上从来没有松过绑,中共历史上相对宽松的时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值班时期(之所以说是值班而不是执政,是因为坐庄的依然是邓小平)。中国有一些比过去稍显宽松的环境绝不是中共醒悟之后的作为,而是民间力量之逼压(包括张先生极不赞同的“反对派”的作为)与国际舆论潮啸所致。孙志刚在广州看守所被打死,全民激愤,导致犯罪警察被捕、判刑进而直接导致恶名昭彰的收容制度解体;杨佳杀警,对中国警方造成心理震撼,没有杨佳以身抗暴显示中国依然有“民不畏死”的好汉,对《零八宪章》签署者的约谈大约也不会以“喝茶”的方式进行(有些地方也伴有一定暴力);没有重庆出租车司机的集体大罢工,薄熙来断难有一番“亲民”对话;可以预言的是,邓玉娇以修脚刀怒刺淫官之后,仗着钱权强霸民女的恶人不会不因为胆寒而有所收敛……中国所有这一切的良性改观无不是底层民众以过激方式换来的,绝不是中共昏昏浊浊睡到自然醒后从床上爬起来豁然开朗而做的。一些所谓理性者、学者、读书人、有格调的人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此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实在是吃着奉献者的人血馒头而不自知。
    张先生大为赞赏的中共奥运会期间的媒体开放也正是国际舆论对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转而形成国际奥委会进一步对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奥运会结束,人走茶凉,媒体管制复归从前。这复归是“反对派”人士闹的结果还是中共旧病复发?张先生可深思之。西藏问题更不用说,张先生认为地震时中共开放媒体是因为在奥运和西藏问题上尝到了开放媒体的甜头。此话大前提不立:1、地震时中共开放媒体不是想继续尝甜头,而是形势所逼,这么大一场世纪灾难如若不许媒体报道,外界的猜测对中共将更加不利,甚至直接影响到因同情而生的驰援。2、地震时中共开放媒体有针对性和区域性。而国内的主流媒体虽如张先生所言进行了全程报道,但我们见得最多的头条却是温家宝、胡锦涛、李克强、周永康、群众跪下磕头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群众要求集体入党等等镜头。对民间救援队和民间自愿者这一相当可贵的道德资源报道甚微,常常是只字不提。主旋律依然占据媒体中心。更为恶心的是,央视报道胡锦涛去甘南某山区小学视察,提议学生向抢救他们的一位老师致敬时,记者竟然没给这位老师一个镜头(按新闻专业的要求,这位老师这时已转为新闻主体),镜头全锁定在胡锦涛身上。汶川救援不能面面俱到我不怨中共(我年轻时进入汶川大山深处,沿陡峭山道爬上半山腰一个羌寨要花大半天工夫),但是,我想知道普通山寨羌民的命运(具体地讲就是实录的伤亡情景),我等待着救灾后期的报道,望眼欲穿也未能遂愿。这样的混账媒体我看封了也罢,不必开放。3、西藏事件的信息从头到尾都是封闭的,开放一说简直是闻所未闻。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人都知道,西方媒体有它新闻报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它不歌功颂德、不吹吹拍拍,它是报道问题、报道其时其地其人其事的状态。它面对的是全世界的读者,乱讲可不是闹着好玩的。西藏事件如果真是“开放”的报道,何来中国新闻发言人怒斥的外国媒体不了解事实真相,在“造谣”。你把西藏大门打开,外国记者蜂拥而入,事实真相了解了,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么?
    今天的中共打压《零八宪章》、向左转,与“反对派”的“不及格”毫无关系。《零八宪章》看似温和、看似诉求,但其终极目标中共早已洞悉得清楚,《零八宪章》这样的东西在任何时候出来中共都得打压----无论大环境怎样----。张先生以为温文尔雅、不急不火地渐进,中共就会逐渐接纳民主主张从而救中国,这是典型的旧式文人墨客病,在自圈的思想阵地一厢情愿地徘徊着没有走通严酷的现实。以张先生的经历、阅历和学识应不至于如此认识问题。
    中国政治问题的深层根基其实就是个文化问题,“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是典型的千年官场排他定理。不幸的是,中国的文化问题必得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就是“反对派”屡屡出现张先生所极不主张的“不及格”举动的因由。然而,这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关于这一点我以后会另文阐述,我希望能打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并尽可能地消除一些疑惑与绝望)。
    再说革命或变革的变数导致的历史倒退或进步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晚清有其事,其他朝代的更替并没有什么质变(指社会的文明进步)。只有明朝有一点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个异数,没成事,但与激进不激进无关。清廷与外国较劲屡屡吃亏,日俄大战以成功立宪的日本打败腐朽专制的俄国而告终,给清廷极大刺激,走投无路的清廷遂生改革之意。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从清廷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到它被无情推翻,竟有长达整整三年的时间,可见这三年里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了何等程度。革命者先前早已对清廷有改良劝进,未见结果且牺牲颇大。逼上梁山的态势一旦形成,就呈覆水难收之态。到了以武力“驱逐鞑虏”的决绝程度对双方而言都是以命相搏的可怕事情了。
    张先生应该知道,中共否定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始至“反对派不及格”的今日,中共从来就没承认过普世价值观。中西对抗的矛盾焦点常常就在这一点上。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人权、人性、尊严和政治昌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从来就是唱的“中国国情不同”论的调子,反复强调的是西方有西方的价值观,中国有中国的价值观,西方不要强加于中国。连“人权”这样的名词解释中共都可以胡乱填空,递交到联合国去蒙人,可见“普世”一说在中共那里任何时候都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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