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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亮：沉重的悼念 “6．4”20周年祭
“6．4”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20年过去了，那些当年的亲历者和
旁观者依然激愤难挡：的确，一个政府，动用军队、坦克和机关枪，
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进行公然的和无耻的杀戮，铸定成为中华民
族永远的痛。
20年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时时在想，学生们究竟都做了什么，竟
然招来如此横祸；这个政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竟然会如此
凶残。这个政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竟会有如此丧心病狂之
举。
一、什么样的政府
中国大陆的政府，是一个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党所组成的政府。这个
政党用枪杆子去抢夺政权的目的，就是要强迫中国走苏俄的道路。为
此目的，它必须进行集权，必须控制国家的一切方面，不仅不能给民
众选择的机会，而且不能给民众选择的可能。如此，中国被绑架在苏
俄式的道路上行走了近30年。然而这近30年的苏俄道路不仅没有使国
家中兴，而且使那些曾经为此目的而甘冒羽矢的战将们都成为了敌
人，人为的民族、国家灾难接二连三……这一切，都昭示着整个国家
与人类共同追求的正义、良知及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且越走越远，而
终于走入了死胡同。因此，在那个大独裁者死掉之后，这个政党放弃
了苏俄式道路，打开国门，以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这就使开始于
100多年前的社会变革有了延续，使80年代有了一番新的景象。
80年代，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其中充满了无尽的变数和
玄机。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祭起毛的大旗，提出了“两个凡是”；胡
耀邦以真理之标准的大讨论击败了“两个凡是”；80年赵紫阳接替华
国锋出任总理，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81年华国锋辞去中央主
席职务，胡耀邦以总书记职成为中共党首，从而形成了80年代以邓、
胡、赵体系为主导的改革开放格局。
但是，邓、胡、赵体系并不是铁碗政治体系，在毛之后，有感于个人
独裁对中共和中国的破坏，因而对中国的政治体系进行了重大修改，
将毛时代的个人独裁改变为中共的一党独裁。这个改变是在邓、胡的
全力推动下，在中共的那些旧势力的全力支持下，在宫廷政变的基础
上，对“两个凡是”的大张鞑伐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中进行和完
成的。邓、胡、赵体系正是基于在这个变革中所建立的“功勋”而建
立起来的，正是基于“拨乱反正”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所形成的
党内人脉及其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邓、胡、赵体系虽占据主导
地位，却非铁碗。
邓、胡、赵体制并不是由党推举一个执政者、全党对这个执政者进行
监督，而是将国家权力在党内进行划分，以党的集体分别控制国家的
一切方面，因而党的高层就成为国家高层。在70年代，中共党内存在
着三种势力，一个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旧势力，一个是在文革中形成
的新势力，还有一个是文革末期出现的华国锋势力。在文革中形成的
“四人帮”新势力，是一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打倒一切（除毛之
外）的文人政治集团，他们在毛之后被华势力和旧势力联合的宫廷政
变中覆灭，并进行了组织清理。华势力是一个无能群体，在文革后期
奇迹般上升，他们希冀以毛的阴魂来护佑，因而高举起“两个凡是”
的旗帜，在与旧势力的较量中败北，被逐步蚕食而衰落。旧势力是一
邦封建农民，以农民革命而成为权力掌控者和权柄的把玩者，他们满
脑瓜子的封建王霸思想，保守、落后而又拒绝进步，在毛的个人独裁
和社会浩劫中，他们是一帮为虎作伥、助肘为虐的家伙，50年代初的
“镇反”、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五九年整彭德怀、
张闻天、“四清”、“文革”等等他们都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毛的个人崇拜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只是在文革中他们成了受难者，因
为所有的他们认为的敌人被搞掉后，就只剩下他们了。邓、胡的“拨
乱反正”使他们得以全面复活，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他们从自已的际
遇出发，开始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成功开创了由党的集体进行
独裁的体制。
开始于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变革，由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中断，后
囿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中国的变革走入了歧途。80年代，中国
社会开始走向回归，但是在传统独裁文化和列宁专制主义的双重影响
下，回归之路步履维艰。这主要表现在：中共一方面从其自身的需要
出发要求变革，另一方面又害怕变革会带走他们手中的权柄，因而统
治集团内部演化出两大势力，即进步派与保守派，
进步派是以国家民族的进步发展需要来主导变革，胡耀邦、赵紫阳基
本属于这一派；保守派是以中共地位的稳固为前提来主导变革，主张
只在经济范畴内进行变革，陈云、杨尚昆以及后来的江泽民等都属于
这一派。邓小平则摇摆于这两派之间。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变革必须在中共党的主导下逐步进行，因而邓小平的摇摆成为可能。
由于保守势力的压迫和邓小平的摇摆，中国社会的回归是以经济领域
的变革为发端的。在胡耀邦主政期间，在经济领域的变革中夹杂着很
多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社会全面变革的前奏。这个
前奏被保守势力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因此下台。这个时期
的学生运动正是得力于意识形态的开明开放，而学生运动却帮了保守
势力的忙。胡耀邦下台，保守势力开始收紧意识形态，知识群体、学
生们开始认识到胡耀邦的可贵与难得，因而在胡耀邦去世后要求公祭
胡耀邦、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主
张。
邓、胡、赵体系所主导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
首先是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在苏俄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失败之后，共产
党是否具有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对于这个问题，共产党利用其控制着
政权的便利条件，推出了一套漏洞百出、矛盾百出、混乱百出的所谓
“初级阶段论”，并以强权推行所谓“不争论”来禁止社会讨论，希
图以经济发展的结果来重塑其执政合法性。由于中共夺取政权所依据
的是“丛林法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并不
周延，因而不得不硬着头皮拒绝众多的人类宝贵经验和智慧成果，使
这些经验和智慧成果都无法应用到改革和社会管理中，如普世价值。
如此，改革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而且“摸着石头”的改革也
只在器物层面进行，由此导致了无限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混乱。正如
《零八宪章》所指出的，“抽离了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
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因
而邓、胡、赵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其艰难可想而
知。
其次，国家权力在党内分配完成之后，改革所依靠的就是这些重新掌
握权力的旧势力集团。邓、胡依仗着对他们的再造之恩，使改革开放
得以起步。但是，邓、胡、赵很快就发现这些狭隘、自私、保守的封
建农民们并不是他们的同路人（邓、胡、赵本身也是这些旧势力中的
一员，他们与其它旧势力人物的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是50步与百
步的不同），所以一方面呼吁干部年轻化，一方面将他们赶入到一个
叫“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机构里，腾位子走人。但是，这些人却以他
们的集团势力来干扰和控制社会的宏观趋势（这种不在位的集团势力
干扰和控制宏观趋势成为了一种惯性或传统，至今仍在保持着），阻
碍着主导体系的实施。上海没有成为第一批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
等就是这种阻碍与妥协的产物。当然还有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
由化等等，都是妥协的产物。
第三个方面，邓、胡、赵体系的改革开放依靠的是一党专制，而改革
开放本身是国家事务，是民族进步的要求，民众是这一事务与要求的
主体。但是，一党专制将民众挡在了门外，使民众成为了看客或围绕
其指挥棒运转的木偶。这就在民众中的知识群体中引发了诸多不满。
由于一党专制是一种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垄断，信息、决策上实行封
闭的体制，民众们并不了解改革开放的艰难：他们看到中国到处都充
斥着日本货物，中国市场几为日本所独占，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当时
有一个论调：改革开放几年，日本在中国所得到的利益超过了八年侵
华战争所得到的利益。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欧、
美发达国家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多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日本
积极响应。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资金等等。他们看
到价格双轨制产生了遍地的“官倒”和无处不在的腐败，可并不知道
习惯了计划体制的旧势力的固执与保守。价格双轨制是打破计划体制
的破冰之举，是对旧势力固执地保护计划体制的一种绕道行为，其目
的是要为计划外的民间的乡镇企业、小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一个
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民众，尤其是知识群
体，对改革开放不了解、不理解、无法参与而又不能成为先富起来的
那一部分人，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建设事业，被中共高层的几个人
或十几个人把持起来，而社会又显现出混乱无秩以及腐败等诸多问
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一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是当
然的、必然的和正常的。
二、知识群体的历史与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群体是一个游离于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特殊阶
层。他们可以居于庙堂之上，立于帝王之側；也可以躬耕于田垅之
中，混迹于市井之列。但他们总也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居于庙
堂之上，立于帝王之側时，他们虽是统治意志的组成部分，却总是处
于客卿的地位，做不了主人；躬耕于田垅之中，混迹于市井之列，他
们虽是民意的组成与代表，却总与民众保持着距离。在帝王眼中，他
们是社会统治的帮手，是统治的工具；在民众眼中，他们是智慧的象
征，是社会安定和睦的引领者；而知识分子自己总是自视甚高，自命
不凡，总是以他们的满腹经纶、满腔诗书礼仪来经世济国、搏取功
名，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圣贤之道、天命所归来教化世人，换取生
前生后名。因而，他们总是能获得社会的尊敬与敬仰，总是能获得优
于社会大众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总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在几千年的
历史传承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情怀和地位已深深地印刻在我们这
个民族的骨髓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引领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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