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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张三一言与胡平的革命之争
洪 海
下面是当代革命理论家徐水良先生、张三一言先生与胡平先生的革命之争，争得很精彩，很必要，也很到位，话也说得很透彻。
易中天先生说：“一个新制度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长时间的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是的，从中山先生那一辈甚至更早些时候算起，到我们所处的当代，已经是六、七辈人了，可我们的“新制度”——“民主新制度”在哪里呢？可以说渺无踪影。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着急吗？难道我们还应该慢吞吞地老牛拉破车吗？
就现代意义来讲，对于实现民主来说，革命和改良都只不过是手段和途径而已。可是，正如徐水良先生所说，革命和改良实现民主的程度有所不同，前者要求是干净利索、斩草除根的，而后者往往是拖泥带水、藕断丝连、斩木留根的；再者，革命的主动权握在反对派自己手中，而改良的权力则在专制暴政的当局者手里。而要“感动”专制统治者，让他们主动实行我们一厢情愿的“改良”，甚至于象沈良庆先生说的“挥刀自宫”，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啊？这我们有太多的教训——血的教训，“89•64”就是最惨最鲜活的一例。当然，中共当局声称的改革——政治改革决不是我们所要的“改良”，它是在拼命巩固和加强共产专制制度——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这与我们所说的“改良”——民主方向的“改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我认为，他们争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把革命和改良做了“成本分析”和“成本比较”。
主张改良的最大理由就是要“避免社会过度震荡，尽量降低社会成本”。那么改良与革命相比，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为了求得一点基本的人权自由（还不谈民主）付出了多少血与泪的代价，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要谈“民主”，要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地位，那就更不得了！自从共产党残暴统治以来，短短几十年，半个世纪，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同胞死于非命的就达七、八千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感动”中共当局，让他们的残酷统治能有所“改良”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而这种“惨剧”在将来还有可能更“惨”。因为人们要求共产党“改良”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迫。
革命，既然是革命，当然难免会流血的，难免会打破坛坛罐罐。但它比起改良来，往往时间短促，集中爆发，快刀斩乱麻，迅速完成。改良与革命不同的是，它把集中在短时间付出的成本分摊到以后的若干年，若干代去。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子孙后代，把牺牲留给子孙后代。
就象一个人得了很急很重的病，如果给他“划一刀”，也许三、五个月就好了。如果不给它手术，让他拖起，也许三、五年，十年八年都好不了，甚至越拖越重，最后有两种结果，要么“拖死”了事，要么免不了还是要“来一刀”。那么看起来这个人在手术期间也许要忍受更多的痛苦（不一定，因为现在麻醉技术高明），付出一大笔钱，在漫长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个“阵痛”，可是，这比他长时间的拖起所忍受的“痛苦”，所花费的巨额“医疗费”，以及长时间因病不能劳动而导致的“损失”，给家人和亲友带来的“麻烦”和“负担”，不知要“划算”多少？
“手术”也有不同的做法。有“小手术大做的”，也有“大手术小做的”，这全看医生的“手艺”或“技术”说话。
革命就是“手术”，“手术” 是难免要流点儿血的。
“手术”也需要有个“术前准备”， “术前准备”不是“光说不炼”。
当今的现实是：医生正在给“病人”和“家属”做“手术”的动员工作。
胡平先生最“担心”的是缺乏“手术”器械和设施。可是国民党在给清朝政府“手术”时，和共产党在给国民党“手术”时，都没有现成的“手术”器械和设施啊。所以不必“担心”那么多，不必有“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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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平《民主与革命》一文的讨论
有关胡平《民主与革命》一文的争论文章
目录：
徐水良：对胡平《民主与革命》一文的讨论
张三一言：评胡平的“不应该革命”论
徐水良：简评胡平兄《民主与革命》
徐水良：对胡平兄一个错误的批评
胡平：民主与革命
对胡平《民主与革命》一文的讨论
徐水良
2009-4-13日
胡平兄引述他《民主与革命》中的观点，再一次引起争论，张三一言先生也写了回应文章《评胡平的“不应该革命”论》。
胡平先生的《民主与革命》一出来，本人就写了《简评胡平兄〈民主与革命〉》一文，作了简要批评。因篇幅所限，对胡平兄文章的错误，不能一一谈及。
这次胡平对张三一言的跟帖《切切不可对革命一概而论......》的观点，重复他多年来的错误理论，所以本人再次写了《对胡平兄一个错误的批评》一文，也只是对胡平先生重新提及的一个错误进行批评。胡平兄的《民主与革命》一文，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文章和观点，都值得讨论。
为了读者对争论全貌有个了解，这里把胡平的《民主与革命》一文，与几篇批评文章放在一起，一并发出，供大家参考。
正像本人在刚刚读到胡平兄《民主与革命》这篇文章时，立刻就指出的那样，胡平兄文章这些错误的要害，就是：不是从现成的历史经验出发，不是从现成的客观实际出发，从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分析和论述，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是从空想出发，从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理论和前提出发，以诡辩式的逻辑，得出完全不符事实的错误结论，这种错误结论，根本不管过去的铁的历史事实，尤其是要抹煞过去世界上的共产党专制制度，正是由革命来推翻的铁的历史事实，掩盖全世界的民主制度，绝大多数是由革命或战争建立起来的铁的事实。
而胡平兄这种错误的逻辑和理论又建立在一个错误逻辑基础之上，就是把推翻共产专制的特殊革命，与共产党人为制造的“暴力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制造的历史大倒退，也即暴力的反革命，等同起来，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混淆起来，作出关键性的错误结论。这种关键性的错误结论，与客观历史事实一对照，立刻就站不住脚。
这种共产党反动的暴力革命，按历史进步要求，根本就是不需要的，不存在胡平说的从需要到不需要的转化，胡平的理论不能成立。
而革命不是儿戏，理智的革命者决不会把革命当儿戏来玩，其它进步的革命，无论是为全世界民主制度奠定基础的英国清教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等暴力革命，还是当代东欧苏联独联体菲律宾印尼革命等非暴力的或者暴力含量比较小的革命，以及其他凡是进步的革命，除了辛亥革命等个别完全似是而非的例子以外，也没有不需要或不应该的革命。胡平的理论，同样不能成立。（上面讲到的美国革命，中国人一般称它为独立战争，与美国人自称美国革命有所不同。）
正像张三一言先生指出的，现在关于革命的争论，正是面临当代中国革命形势这个非常现实的实际情况而发的，所以，这种争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评胡平的“不应该革命”论
张三一言
(博讯2009年04月13日发表)
胡平在我的《多美啊，如果没有革命！》中作如下回应：《切切不可对革命一概而论......》“问题就在这里，在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没有发生革命，在实际发生革命的时候往往，革命在该来的时候不来，在不该来的时候倒来了。这就让人很有几分尴尬，不论你是主张革命还是反对革命。由此可见，对革命切切不可一概而论。（此文摘自胡平的《民主与革命》”）
对此，我只要问一句：共产党有没有民主政治改良？若有并且做了，革命或许没有需要和不应该；若没有，那么革命就全是需要的和应该的。目前共产党绝无政治民主改良的意愿，更无行动，有的是暴政高压，所以中国的革命全是需要的和应该的。
一概而论“不需要、不应该革命”失于片面。
不论是胡平对万维网书面采访“什么情况下您会开展一场革命？”的回答，还是我的《多美啊，如果没有革命！》文章主张的民主革命，都是针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民主革命形势而发，并不是作无的放矢的“通论”，所以谈的都是具体的革命，不存在对革命一概而论的问题。胡平的雄辩在于把针对性具体的革命，抽象化“一概而论化”；抽象化后，得出有不需要、不应该的，和需要、应该的革命两种。然后片面地强调不需要、不应该的革命，并以此作判定；再然后用这判定回应现实，例如回应我的肯定今天民主革命的文章：切切不可对革命一概而论。用意明显在于隐示（起码给人的解读是）：即将来临对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是不需要和不应该的。在通论中，革命有两种：不需要、不应该的，需要、应该的；现在胡平强调一面并把它当作定论回转头来回应现实革命问题，就是片面。
在现实中，可能到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到底是不需要、不应该的，还是需要、应该的？
对高压下的今天，胡平认为革命需要和应该；所以大家没有分歧。对中共行将失控的将来，胡平认为革命不需要和不应该。理由是，那时改良已经可能了；既然可以用小代价小牺牲的改良可以达到革命所要求的目的，为什么还要付出重大代价和牺牲的革命呢？可见到那个时候的革命是不需要和不应该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针对现实而论“不需要、不应该革命”于理不通
第一，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对弈中不存在不需要、不应该的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全是需要的和应该的。
两军对弈过程中一般会有一方（例如A）趋向衰弱，一方（例如B）在对方衰弱后取得胜。这时有这么一个政治军事评论家说：A方衰弱退化时，B再进攻去谋取胜利是不需要不应该。这种评论让人哭笑不得。维护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和要求还政于民的民间民主革命力量是对弈双方。现阶段革命需要和应该，但是不能实现，所以现阶段革命的要务弱化共产党或强化自己，创造实现革命的条件。一旦具备条件，民主革命力量需要和应该义无反顾机不可失实现革命。我们说这时暴发革命极之及时、需要和应该。因为这时的革命是前一个“需要和应该革命”时期的延续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不存在不需要和不应该问题。但是胡平对这时的革命判定为“不需要、不应该”。这和前面说的那个政治军事评论家一样令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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