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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号召我们为“新制度”做贡献 辛 文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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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把（历史的悲剧）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只会归结于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剧，包括诸葛亮的悲剧，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过，制度问题也不简单。比方说，我们前面做的比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法治”优于“德治”，其实不是的。中国古代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主张“德治”，而在于实行“君主制”。美国人能够防止他们的总统作恶，也不仅仅因为“法治”，还因为他们实行“民主制”。民主制主权在民，政权民受，总统自然可以监督。君主制主权在君，君权神受，谁能奈何得了？就连曹操这样的“准皇帝”，还有孙皓那样的“小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讨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君子还是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争论法治和德治熟优熟劣，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健全的社会和现代的国家，都既不可以没有法律，也不可以没有道德。道德管底线，法律关顾忌；法律防止作恶，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比如我们讲“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这大概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
其实就连中国古代那个问题多多的制度也有它的道理，也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且在诞生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否则，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灭亡了，更不可能有让全世界瞩目的灿烂辉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又是有问题的。
而且，正是由于自身的弊病，终于导致山穷水尽，不可收拾，最后被革命所推翻。然而，一个新制度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长时间的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诸位，将来都要为我们新中国的新制度作出自己的贡献。
摘于易中天《我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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