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六四”天安门血案20周年的临近，有关如何创造性地解决“六四”问题，中国著名学者戴晴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再次提到了和解这个议题。其实戴晴不是第一个提出“政治和解”的人士，早在“六四”15周年的时候，国内知识界就发布了一份极具建设性的公开信，题目就是《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宪政民主》。但是戴晴作为“六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主动提出和解，自然引发了海内外巨大的争论。
    什么是和解，和解就是平等主体双方的对话谈判，最终达成基本的共识。无论是小到民事审判案件中的民事和解，还是大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朝野之间的和解，大体模式基本如此。
    即便是抨击政治和解的，也都无法否认和解的良好愿景和终极价值。但是，光有和解的意愿是不够的，和解首先需要双方势均力敌，至少具有足以撼动对方的实力。台湾在全面解严开放党禁之后，国民党和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之间，用民主程式达成政治和解；包括现在海峡两岸之间的政治和解，也是基于一方很难吃掉另外一方的前提下，才有一些政治和解的雏形。
    历代皇权专制之下，中国从来都是朝大野小或有朝无野，在野力量除了用暴力撑开一片天空，绝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格局之下，当然从来没有过政治和解的实践。至于当下时局，中共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之后，彻底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止步不前，反而借助经济改革带来的巨额财富加大了文宣、监控的力度，使得原本日渐式微的后极权主义在与资本的联姻之下获得了复苏。这种经济强权下的新式极权主义，虽然在操控手段上与毛泽东当年的暴力恐怖有所不同，但是就其实际效果来讲，也达到了近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程度。
    相对于这种有朝无野的政治生态，指望中共恩赐一个“六四”平反或和解，开启政治改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均在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上反复做了明确的宣示，即绝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继胡锦涛去年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宣示拒绝政治改革之后，今年的两会得到吴邦国高调背书，进一步堵死了从体制内进行政改的可能性。

    真相是正义的前提，正义是和解的前提。没有真相的揭示与正义的实现，根本不肯能有政治和解。而历史真相的呈现必须借助于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实现，转型正义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政治审判、国家赔偿、政体变革来实现，所以政治和解与政治改革相伴相生，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和解，顶多是施舍式的政治平反和政治作秀。相对于中国日益精致化的后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在体制内变革路径堵死的情势之下，必须依靠民间力量的崛起，必须有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维权和政体革命运动。
    狭义的革命，就是指暴力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已经不是现代社会主流的变革方式，暴力革命不仅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容忍，也不符合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暴力革命导向复仇和清算的可能性较大，且易演变成新的专制和独裁。广义的革命，还包括“颜色革命”、“宁静革命”，这种革命模式，以非暴力的街头运动为特征，实践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权利，也是近几十年来威权体制国家解体的常规模式。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已经迈过了30年的门槛，加上互联网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初具雏形。虚拟性的网络结社以及网络公开信的示威活动，为民间的真实性结社与践行游行示威的权利奠定了基础。而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公民社会力量成长的最佳显现。
    群体性事件是民间动员能力演练和复苏的重要场域，只有通过群体性事件，民间才能激发组织动员能力，才能推举出民权活动领袖，才能凝聚与地方政府谈判的能力。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每年以10万计的基数、20%的速度增长。这种群体性事件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越往基层越暴力。如厦门的PX事件、重庆的出租车罢工事件等大中城市的群体性事件均展现良好的市民理性、组织能力，且很少涉及暴力。而瓮安、万州等县市级的群体性事件则充满暴力色彩，有的规模不亚于一场武装暴动。
    有资料显示，中国140多万警察，工作在派出所的只有37万左右，基层警力匮乏已成为普遍现象。中国武警部队有120多万的兵力，扣除武警消防、交通、水电、黄金、森林、内卫、边检等等，实际具有机动处置能力的约为70多万。中国人口是13亿，比例为1：1857而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约为44万人，美国人口为3亿，比例为1：681。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街头示威虽然频繁，但已经常规化，很少有暴力活动，美国的警力主要用于维持治安和反恐防恐。而中国正处于政治转轨的前夜，群体性事件一浪高过一浪。以中国有限的警力，应对迅速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尤其基层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尤其县市级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强烈的暴力色彩，将会严重消耗和牵制城市的警力，一旦一个地级市辖区内有超过3起群体性事件，警力将无法应付，除非借助外部兵援。不难想象，未来中国的民权运动，将重演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最终形成群体性事件的共振效应，加速极权政体的坍塌。
    作为关心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当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积极介入到民间草根维权和基础性的组织建设，把自己根系延伸到市民社会的土壤中，才能把握市民社会成长的脉动，扩大知识精英与市民社会联盟的空间。一旦遭遇群体性事件，相关专业人士就可利用既有的人脉和组织基础，引导群体性事件的导向，并迅速上升到政治诉求。这种组织化、规模化、政治化的街头运动，将会对当局构成足够威慑和压力。一旦组织精英群体能够成熟稳健地操控群体性事件，做到“拉得出去，收得回来”，能够使得民众的群体性活动限定在宪法的框架下，用非暴力的方式去实践相关的政治权利，那就是中国颜色革命的时机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