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中国

    他们，以色列的孩子们，要最先接受末日与灾祸，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父母。他们被霜冻、饥饿、蛆虫所吞噬。这些羔羊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劫数到来的日子里他们最先成为残忍的牺牲品？邪恶陷阱的第一个猎物，最先被留给了死亡，最先被抛入屠宰的货车？他们被扔进了货车，庞大的货车，就像一堆堆弃物，像大地上的尘土。而纳粹运输他们，杀死他们，灭绝他们，不留一点残余或记忆。我的孩子们中最好的都已被消灭，让苦难降临我吧，灾祸与荒芜。

   伊茨哈克·卡曾尼尔森《我惨遭杀戮的族人之歌》

   它就像一片被微风抚过的麦田

   对于人类而言，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忆是支撑人活下去的重要力量吗？记忆抑或仅仅给我们带来一点点虚幻的希望与安慰？——尤其对针对经历了大屠杀的人类而言，无论是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还是作为加害者的德国人，如何保存与捍卫记忆呢？记忆带来的是解放，还是耻辱？或者是加倍的痛苦？

   经历了大屠杀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世界已经破碎，它还有可能变得更好吗？经历了大屠杀之后，一个人很难不变成怀疑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在《为幸存者恳求一次》一文中说过：“奥斯威辛以后，诗歌或许已经不可能了。或是文学。或是友谊。或是希望。或是任何东西。从火中剩留的一切都是灰烬的滋味。再没有什么了，没有别的了。人们不会理解幸存者的吞吞吐吐，他们以为他们已教给人类它最为耻辱的一课。他们仍旧不被留意。对于他们，大屠杀在大屠杀之后仍在继续。”[1]他认为，大屠杀不是已经过去、不会重复历史，而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正在忍受的现实，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并非杞人忧天。

   人类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聪明，人类并未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人类仍然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身为德国人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世，日前恢复了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姆森的英国神父的教籍。此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公开宣称犹太人大屠杀是历史谎言，近期接受采访时仍然说到“没有一个犹太人死于毒气室”，并谈到技术问题，如奥斯威辛烟囱的高度和不密封的门。一九八八年此人与其他三名神父被擢升为主教，遭到前教宗保罗二世的反对，并因此被革除教籍。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否定犹太人大屠杀是犯法的，而这一次恰恰是一位德国籍的教宗下令恢复了否定大屠杀的神职人员的教籍。这种“理直气壮的荒唐事”不仅发生在“别处”，还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很多人对一九八九的天安门大屠杀一无所知，且本能地拒绝相信。

   死者在地下长眠，死者无法发出声音来反驳那些歪曲历史真相的言论。大部分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只有一个名字，连照片和声音都没有留下来；即便在亲人的回忆里，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日渐模糊。随着亲人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与这个活的世界的联系中断了。如果连名字也消失，他们所遭遇的便是如伦理学家马各利特所说的“二度杀害”。英国剧作家艾德嘉在一部名为《五旬节》的戏剧中写到，有两个孩子，在被押去集中营的路上，他们饥饿到了极点的时候，啃食了挂在脖子上写有他们姓名的硬纸板牌子。这两个小孩死后，连名字的痕迹也不会留下，“这个剧的可怕之处在于，观众不单知道孩子走在死亡的路上，而且还看到了他们如何在经受身体和姓名的二度杀害。”[2]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游移的，变动的，不可靠的。而当诗歌与文学都不可能的时候，最后的可能便是设立纪念碑了。位于柏林市中心地带的“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Holocaust-Mahnmal），是我在柏林参观的第一个与“大屠杀”有关的地方。它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不是“大屠杀”的遥远的旁观者——当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生命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拦腰斩成两段，此前是少儿时代的单纯，此后是成人世界的残酷。我就那样无遮无盖地看到了血泊与尸体，看到了谎言与遗忘。从此，“大屠杀”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概念，不再是二战电影中目不忍睹的、恐怖之极的画面，而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活生生的现实。十多年以后，当大部分同胞都沉迷于“大国崛起”的美梦、痴情地仰望在太空中行走的中国宇航员时，我依然不能忘记那天晚上锐利的枪声和撕心裂肺的呼喊。几张底片在我的记忆中重叠在一起：天安门广场上被屠杀的孩子，四川大地震中被掩埋在“豆腐渣”校舍中的孩子，被有毒奶粉夺走生命的孩子……他们面目模糊，他们哭声凌厉。当我从恶梦中醒来时，身边却没有一座为这些孩子建立的纪念碑。

   纪念碑在别处。生活却不能在别处，记忆也不能在别处。如果说柏林是一个驿站，我在这里能寻找到记忆的钥匙吗？柏林是一座建立在废墟之上却努力记忆的城市，有人说：“德国人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在柏林，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舌头，一次一次地舔那颗痛牙。”[3]毫无疑问，“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大规模的纪念碑群。它比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越战纪念碑和二战纪念碑这三大纪念碑都要宏大。在抵达现场之前，我早已从资料上了解到这块“纪念之地”差不多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当我穿越里根曾经发表演讲的著名的勃兰登堡门之后，眼前的这片宏伟景象仍然让我叹为观止：周边都是富于历史意义的建筑和热闹的街道，以及络绎不绝的人群，这一切与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市中心一样；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片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巨大的、深灰色的水泥块方阵。

   为什么我要用“片”这个量词，而不用“个”或“座”呢？因为这是我见过的惟一配得上“片”这个量词的纪念碑：在这块面积将近两万平方米的地方，纪念碑的设计师彼得·艾森曼（Peter-Eisenmann）安放了两千七百一十一块深灰色的中空水泥块。从远处望去，它们形同一片由棺椁组成的波浪，而用设计师本人的语言来形容则是，“它就像是一片被微风抚过的麦田”，人行走其间，“如同走在一片均匀的田地上”。[4]那么，作为参观者的我，便是一名“麦田守望者”了。

   当我急切地走近纪念碑群之后，这才发现其中隐藏着不少玄机：这块地基就像是一座无比巨大的陨石坑，四周高耸，中间凹陷，靠着这两千七百多块宽近一米、长两米多、高低不等的水泥块将其“填平”，所以从远处或高处观看，它如同一面镜子一般平整。四周边缘地带的水泥块，差不多与地面持平，人往里面走，实际上是在往下走，越深入，周边的水泥块则越高，不知不觉到了方阵的中间地带，这才发现最高的水泥块超过了四米。各个水泥块之间的间距大概是一米左右，刚好可以容纳两个人擦肩而过。

   最为奇特的是，这片纪念碑群没有通常纪念性建筑的入口，因为到处都是入口；也没有出口，因为到处都是出口。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任何两个水泥块之间的通道进入，也可以不假思索地从其他两个水泥块之间的通道走出来。既然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道路，那么你的参观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第二次进入的路线与第一次进入的路线很难是重叠的。这片纪念碑群没有任何铭文和图形标志，也没有一个吸引游客目光及好奇心的“中心位置”。它将记忆与思考的工作留给参观者自己来完成。设计师艾森曼在解释其设计思想时曾说过，无论是水泥块的数字，抑或其形状，都不具有象征意义。他希望以这个设计传达出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如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无数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被强行带走一样。

   在记忆之地体验浓缩的历史

   记忆是历史的基础，而历史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因此，圣经中上帝便曾经要求人类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没有记忆的人生是可悲的。

   历史既可用文字写在书本上，用录音凝固在磁带上，也可以用纪念碑的形式铭刻在城市的中心。一座重视记忆的城市，必定是有很多纪念碑的城市。“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是众多表达德国人反省历史的纪念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设计师艾森曼用艺术手段达到了他的意图。是的，这群水泥块丝毫也不“美”，它们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为了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它们也难以让人联想到什么形象，它既不写实，也不抽象，也许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时光中的无言风景”。[5]当我慢慢进入这片水泥块方阵的时候，如同进入母亲幽暗的子宫，更像进入逼仄而封闭的坟墓。越往里走，人便越显得渺小。当走到身边的水泥块比自己高的地方，这些深灰色的水泥块像要倒下来将人埋葬，恐惧感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我好像身处幽深的大海中，即将遭受灭顶之灾，连呼吸也变得急迫起来。

   这个时候，不远处街道上的车水马龙都被神奇地阻隔在另外一个世界，而在这水泥块方阵之间，人们仿佛被囚禁、被放逐、被剥夺自由，却由此有了一段安静的、沉思的时间和空间。这个效果设计师事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对媒体说，“亲身经历自己设计的作品后，惊讶发现因为基地以及石墩的高低不同，人头在石墩群中忽隐忽现，而众多石墩阻挡了外界的噪音，这两个因素塑造了纪念碑某种诡异静谧的空间效果。”[6]你伸出手去，可以抚摸那些冰冷的水泥块，如同抚摸昔日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抚摸昔日孩子们紧紧闭上的眼睛。

   现在是夏天，在几分钟之前，外边还是阳光灿烂、暖意融融；几分钟之后，里面便让人觉得凉意逼人、阴风惨惨。

   地上的水泥块方阵让参观者有了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正如设计师所形容的那样：“随着参观者沿通道缓缓进入内部，不断加强的昏暗、方向的迷失以及一片死寂的感受便随之袭来；内与外，一个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地，另一个则是一片秩序井然的废墟；一边明确的警示着进入通道便意味着迈向一个恐怖的坟场，而另一边则回荡着法西斯将一切都归入其整齐划一的统治下的冷血与残暴。”这种阴森与恐怖，这种冷血与残暴，是我们必须面对与体验的。

   而设置在地下的信息陈列厅与之形成了补充与互动。威塞尔一生都在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大屠杀是这一世纪的中心事件，也许也是所有世纪的”。大屠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加于人类良知与意识之上的重量。作为我们一生的中心事件，它引来了问题与挑战；它使我们面对某个黑暗地带。无论人会行动或经历什么，他都将震动于那个火与彻底沉默的遥远王国里所发生的事。”[7]艾森曼的方案中选之后，也有人批评说过于抽象，没有任何文字和图像质料来辅助参观者了解大屠杀的历史。这是设计师个人的艺术感受与纪念建筑所承载的公共功能之间的冲突。于是，艾森曼便在水泥块方阵的东南角专门设计了一处地下建筑，作为纪念碑的补充部分，即“信息之地”，用来作相应的展览和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