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

   继李辉揭露文怀沙事件之后，近来又有章诒和揭露黄苗子、冯亦代为告密者，一时京城舆论纷扬，评论迭出。笔者近日在与朋友交谈时，也多以此话题。在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主要是想说，红色恐怖时代的告密，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而应该是反思到制度层面。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为好人，一个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为坏人。纠缠于好人与坏人，今天揭开是好的，还是坏的，并无太大意义。红色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一个简单的善恶问题。

   首先，有人将文怀沙、黄苗子等相提并论，对李辉、章诒和不满，说他们是给年高德劭，名高望重的几位文化老人“扒裤子”，未免不厚道。我认为不管什么人，任何问题都应该毫无例外的，摊开在阳光之外，不能刑不上大夫，年高德劭，名高望重，就享有道德豁免。当然揭露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造谣诬告是违法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剥下伪装恢复历史真相，其目的则是为了接受教训，而不是报复仇家，发泄私愤或者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故意羞辱，聊以快意。

   其次应该看到，文怀沙与黄苗子不能相提并论，文怀沙的问题，与黄苗子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文怀沙是故意为恶，而黄苗子是被迫为恶（如果确实为真的话）。文怀沙在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中，从来名声不好。他确实在五十年代曾犯有奸污猥亵妇女的流氓罪行，并被劳动改造过。但他隐瞒了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编造他坐牢是由于受江青迫害，他吹嘘曾受业于章太炎，而且年龄有虚报之嫌。

   更令人侧目的是，浅薄无比一贯自我吹捧的他，被捧为国学大师，他也不会受之有愧。由于人们对保守势力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煽起一股否定“五四”复古尊孔的歪风已经非常不满。李辉揭开文怀沙这类国学大师伪君子真面目的勇敢行为，在知识界受到好评。可惜的是，有人担心李辉文章会引发它议，动摇历史基础，很快就被叫停了。

   在章诒和揭开黄苗子、冯亦代面纱引发的讨论中，除了一些中年人出于义愤，简单地对告密者进行道德谴责之外，年纪大一些的人，大多注意到了告密现象得以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如吴庸在题为《安插坐探，鼓动告密：中共治世要诀》。与社会制度根源的残酷性相比，黄苗子解读聂绀弩诗作，冯亦代苦口迎合章伯钧，即使情节属实，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微有瑕疵。黄苗子、冯亦代不过是红黑恐怖时代里，人人自危，而被迫作出一些自己未必情愿的事情，他们也没有从中获得升迁或者什么重大好处。即使他们为了自保，这个是可以原谅的。法律上有一个紧急避险，也就是遭遇到危险，为了自保，而牺牲掉到别人一些利益，是可以被豁免的。黄苗子、冯亦代是自己假象的自保，如果我是受害者，我是可以原谅的。罪恶和责任的根源，还应该是制度逼人为鬼。

   据报道，凤凰台4月10号在“铿锵三人行”中，前文化部长王蒙极为肯定地说，根据他的第一手资料，著名作家黄秋耘在五十年代也是负有特殊任务的“秘密工作者”或者“告密者”。 王蒙认为，1949之后的著名作家与文艺家，几乎都有这种“告密者”的经历，只不过大家都习以为常了。看来王蒙也是将“告密”现象，主要归罪于当时的客观环境。

   尽管我觉得大部分可以原谅豁免，但是“告密者”并不能因此自己就放下心头，自己要忏悔。还有一部分是不能原谅的，例如有人为了立功、升官而不惜卖友求荣，用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有的人出于挟嫌报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大部分人肯定是好人，偶尔做坏事，毕竟瑕不掩瑜。我至今还对黄苗子、冯亦代二老十分尊重，特别是冯亦代生前还公开发表《悔余录》，真诚悔过的勇气，更赢得人们的尊敬。

   我不支持，也不反对章诒和的“新告密”，揭露文化老人，也不对反对章诒和揭露的人，有什么评论。我自己的观点是不必要纠缠于红黑恐怖时代里面该不该告密，章诒和该不该在这个时代里面搞“新告密”。而觉得应该把焦点移道制度反思上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谈一下。章诒和在明报发表的《我没错》结尾，认为应该把这一些真相给年轻人看。也住在方庄的年轻人陈永苗，和我讨论时，对章诒和的话很不以为然。陈永苗说，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等致公开信给爱国学生，说老一代中年一代欠下的历史债务，要年轻人来还，是最不经济的。陈永苗批评章诒和说，老一代人总以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反思，对年轻人也很有借鉴意义，那完全想错了。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文革问题，而是改革三十年自己滋生的问题，而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融化入改革中，或者我们自己追求民主的进程中来。他激愤地说，你们骂你们的文革，我们骂我们的改革，别拿你们那一些破烂事来烦我们，对当下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我理解章诒和的苦心和陈永苗的激愤，只能说明代沟非常之大。可是青年人是很多的，将来要成为基础的。我们不能把我们老一代人的想法，困在于老一代人的小圈子里，要告诉年轻人，让他们接受。这样如何找到一个妥善方法，是值得章诒和们深思的。

    于方庄绿野书屋

   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