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
   
 
   黄有杰身份证
   这是一个令人不忍卒读的故事，据黄有杰自述：他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县农民，膝下二女，因家中生活困难，2004年，17岁的黄金丽和15岁的黄金红去沈阳打工，被陕西洋县庙亚村的张永科拐骗到洋县家中，对两姐妹非法拘禁一个月，其间，张永科先是强奸了她们，然后将17岁的黄金丽卖给本村书记杨永娃的残疾儿子做媳妇，黄金红则被杨永娃以1000元买到后，转手以12500元的价格卖给张信发的儿子张红军为妻（张信发的女婿是当地公安民警）。
   女儿失踪后，黄有杰夫妇二人走上了漫长的寻女之路，为了寻找女儿，黄有杰的妻子冻死在加格达奇的荒郊野外，而黄有杰在五年时间里，时常是“盖着天铺着地，河里洗脸，枕着砖头睡，吃尽了人间的苦头”，靠拉二胡卖艺乞讨筹集路费，2006年，黄有杰终于探听到女儿的踪迹，千里迢迢来到陕西洋县，杨永娃却以两姐妹是他花钱买的而不许黄有杰将人带走。无奈之下，黄有杰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不成想当地公安机关的领导与杨永娃等人沆瀣一气，原本已经逃出来的黄金丽竟被洋县公安局局长和刑警队长截了回去。此后，黄有杰的亲属两次到陕西洋县试图解救黄金丽姐妹，都遭买主毒打。

   
 
   黄有杰请求陕西当局解救被拐卖女儿
   在洋县无法解决问题，黄有杰便去西安和北京上访。陕西省公安厅的信访部门给黄有杰出具的《公安机关转送信访事项告知书》（编号：2009—0310）以管辖权属于洋县公安局为由，要求黄有杰向洋县公安局提出受理申请；到北京上访的遭遇更让黄有杰难以接受，上访不仅未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因奥运在北京召开的缘故，被遣送回原籍拘留一个月。拘留期满后，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县县长为了让黄有杰离开当地，给他买了一张车票，于是，黄有杰又回到了西安，终日徘徊在西安街头，以徒劳地维持着解救女儿的希望。
   在中国，也许这样的故事很多，如果不是一位学法律的热心大学生（网名多朵）了解到黄有杰的遭遇，并与朋友一起录下了黄有杰的讲述，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说黄有杰的名字。
   不过，知道黄有杰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意味着给自己增添愤怒和绝望，听说之后，我们又能改变什么？除非黄有杰及其女儿的遭遇被炒作到孙志刚案那样尽人皆知，招来某个常委大人的一纸批示，一切仍要由那个信访所属的制度去解决，而黄有杰和他的女儿已经在它面前被撞得头破血流。我们知道，中国有太多无法占据报纸版面的冤案，黄有杰会是那极少数的幸运者吗？
   黄有杰56岁，他的模样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从他的语气判断，他应该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否则，内心的愤怒可能已经将他毁灭，而他的毁灭也意味着黄金丽、黄金红姐妹彻底失去被解救的希望。
   面对黄有杰的讲述，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对这样一个身遭不幸的家庭，整个国家的司法和信访制度竟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同情，黄金丽、黄金红姐妹的处境不是民事纠纷引起的，针对她们的是再清楚不过的犯罪行为，可是，这个用纳税人的血汗供养的权力体制，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
   很显然，在陕西洋县，人情网已经使法律失去了公正，当以维护法律为己任的警察站到了犯罪分子的一边，孤独老迈的外乡人黄有杰在洋县范围内已经不可能解救出他的女儿，这个形同乞丐的农民除了向“上级机关”求助，还能做什么呢？
   
 
   陕西省公安厅公文
   可以说，中国特产的信访制度，在黄有杰身上充分暴露出了它的虚伪、乃至于罪恶。信访作为一种面向全民的行政救济手段，自然无法满足全部上访者的诉求，但是，黄有杰的两个女儿至少遭受了非法拘禁和强奸的侵害、在洋县，人类成了被买卖的对象，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重罪，可以说不存在任何争议。
   但如此清楚而又严重的罪行，在信访官员那里，仍然只是公文旅行游戏的一部分，无论西安还是北京，都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去为黄有杰及其女儿讨回基本的公道，还他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不仅如此，陕西公安厅的信访部门竟然厚着脸皮将黄有杰推向他的侵害者，北京的信访部门则让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尝到了班房的滋味，他们实际上是在百般折腾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是非颠倒至此，令人难以平静。
   这就是从中央到县城，叠床架屋，配备大量人员设备的信访体系，如果连黄有杰这样的受害者都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这样的机构，要它何用？除了给受难者一些渺茫的希望，花费巨资的信访体系究竟有什么价值？
   信访机构对黄有杰的冷漠无情不是孤例，只要对信访制度稍有了解，就可以发现这种对于受害者二次伤害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公民遭受侵害、尤其是来自权力者的侵害时，在绝望中向信访部门求助，却由于信访的无能与无情，被迫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来来回回地做着无益的哭诉，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截访，直到被搞得心力交瘁，绝望更加绝望，无助更加无助。
   这是对求助者最典型的“折腾”行为，而且被折腾的大都是这个社会中最可怜的弱势者。不久前，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孙东东发出了“老上访户至少99%都是精神病患者”的宏论，引起上访者的极度愤慨，但我以为，即使孙东东的话百分之百正确，那也未必是上访人自身的原因，设想一下：如果你身遭权力的侵害，无处讨回公道，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上访机构又如此麻木地对待你，把苦难中人当皮球踢，神经稍微敏感脆弱的人，不被它折腾成精神病才怪。
   当然，你可以说：“既然无用，为什么还要上访呢？”对黄有杰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他没有杨佳那样的好身板，即使有，他也没有能力孤身一人闯入洋县的龙潭虎穴救出他的女儿。那么，要避免受到信访的二次伤害，他就只能呆在内蒙古的草原上，继续过他“稳定、和谐、小康”的生活，仿佛从来就没有养育过这两个女儿。
   制度失去了维护公正的意愿和能力，民众就只能草芥般忍受各种无妄之灾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