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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30年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原文作者/袁剑
重抄改写/亦忱
前言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副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了一份当时最新的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了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暴发户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新富起来的中国人所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来自西方世界所赐予的虚荣，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一本正经地当众宣布，则更让那些亟待西方人肯定的浅薄的中国富人们显得大喜过望。
然而，就在这个令一小群中国富人万分陶醉的财富报告发布前三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正当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46岁男人却绝望地跳楼自杀了。其原因，是他当家长的家庭已沦为赤贫的状态：他每月仅有的300元下岗生活费收入，已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就是在同一天差不多相同的时刻，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也双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使然，但不管那些穷人自杀的理由那种细节的不同，其中，因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早已屡见不鲜，已经被广大中国人所熟视无睹，也自然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了。不过，上面所提到的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发生在中国最贫瘠的西部地区，而是发生在南京——中国东部最发达、最富庶的“长三角”地区。它至少开始明白无误地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由苦不堪言的贫穷地区，开始向中国最富裕的大中城市蔓延开来。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每年高达20万众的自杀人口以及10倍于此数的自杀未遂数目节节攀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底层阶级出于生存的恐惧所杜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而是中国的穷人用主动的弃世，来控诉社会对自己的人生加诸的不公对待的一种最寻常的方式了。
如果说，美林集团当年《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副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真实图景，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心情极为添堵的难忘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的侧影——那无疑是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在神州的复活。同样都千真万确的是，它们确实是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和同一个民族中的真实故事。在此，虽然我们确实不想刻意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系和逻辑链条，但是，这种几乎天天都会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这样浅显的问题：
当今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有什幺猫腻？
中国人在过去30年间所创造的海量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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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改革发端的1978年的匀质化贫困社会延及1990年代初期的十数年间，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的问题，还仅仅是徘徊在学者书斋中的语焉不详的推测。但是，也毋庸讳言，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这个幽灵，便开始悄悄步出学者的书斋，而肆无忌惮地开始啃噬中国社会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只不过经历了不到一代人时间的短短十多年时间，贫富悬殊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头张牙舞爪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夜夜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噩梦反应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迅速逼近了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了足以导致社会发生乱象的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这个国家距离穷人发起一场新革命的所有条件其实早已准备成熟。如果有人能从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中把毛泽东唤醒，则第二场中国革命必然会在新世纪里拉开帷幕。
中国，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匀质化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就完成了贫富差距顿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这无疑是中国人在整个1990年代所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观。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迹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却要阴暗得多，也凄惨得多。在这幅图画中，那些深陷绝望之境挣扎的底层社会，用血淋淋和泪濛濛的惨状与高踞社会顶端的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图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最触目惊心的两极，仿佛来自地狱和天堂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完成了最不可能演出的一场人间悲喜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经是这个可怜的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非常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人，毫无疑义地开始重新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了。的确，当人们迟钝地发现，当中国的官僚们和富豪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低保收入轻松地打发一顿饭局，当居住在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其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尤其是当看到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的底线上下挣扎沉浮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事态，已经极具危险性和爆炸性，它也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了。
中国，它正在被贫富悬殊这把利剑所挑开的，不仅是一个滴着血和流着脓的社会伤口，而且，或许又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即将拉开帷幕的舞台。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之前，中国的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所谓“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段令人愉快和流连忘返的好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了。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带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被一种新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逻辑所取代。
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一小部分人的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大部分人的绝对财富损失为代价。这个隐含在中国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与我们从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相当吻合。也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日益恶化，而与此同步，但却非常不协调的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和富豪也不断涌现的财富涌流的新时代。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果实分配之外，而且还受到了带有马太效应的蓄意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着清晰的轨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关于这一点，在农业税赋取消之前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早已不言而喻。然而，在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已成历史陈迹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剥夺却是对农民最不重要也最不足挂齿的剥夺。
二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的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利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就卷走了不下4400亿财富。[1]例如，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低的出奇，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
三是，通过对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虽然一直存在，但却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变本加厉。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不断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应该是中国广大农民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并逐渐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却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强行征用土地，然后高价转卖给惟利是图的地产商，其中的差价居然高达几十倍之多。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说，仅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各级城市政府就从农民手中取得了9300亿元。[2]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分子串通不法地产商人中饱私囊之外，几乎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农民被侵夺利益的历史时段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来，农民承包耕作的农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了9800万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中，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元。
尤其令人忧伤的是，广大中国农民的损失，远远不是用静态的以万亿为单位数字损失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永远关闭了那些失地的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众多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过去、现在、乃至直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不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前提之下，一定会是未来农村财富逆向朝着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我们剥夺了农民凭借劳动力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和列祖列宗留给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兄弟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也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分配机制之外。这一残忍的剥夺可能导致的最危险后果在于：它彻底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地在中国社会又凭空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社会庞大的底座，中国人将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不可能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主体的“枣核型”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显得更具有罪恶感。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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