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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深感绝望的中国精英
原文/袁剑
重抄修改/亦忱
前言
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品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前来讲学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非常悬殊的曼妙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才华横溢的老院士自掏腰包挟美人游历东湖，人们或许只会将它当作一个新世纪版的才子佳人故事，于茶余饭后说过之后而宽容地一笑了之。但问题的糟糕透顶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价格不菲的来回机票。同样也是这一年，北京某著名的经济研究中心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然而，接待单位的领导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没有丁点羞耻感的勒索，竟然是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中国精英级的大牌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1
如果说，从1989年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掠夺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公然抢劫。
常识告诉我们，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交出钱来，这就犹如那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径是不是和道德冲突或合符法律与正义。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掠夺财富的暴力手段，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他们是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只能无孔不入地用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了。
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知识精英的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其深刻的文化意味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了。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而成为当代世界最触目惊心的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或许还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修养而是最无耻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及其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中国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说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其意思都一样。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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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分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地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官僚制度的故乡。中国的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在这个世界蔚为奇观。就像用“民主社会”这个词汇可以高度概括西方社会的特征一样，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中国社会，恐怕“官主社会”这个词汇是最简洁、最传神的一个备选词汇。
自从秦始皇确立“以吏为师”的治国方略之后，官僚精英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人民大众的主要道德示范者，而且这种传统历经2000多年儒教的熏陶和改造，延绵至今，已成最具中国特色的文明基石。这种中国历代传承下来的“以吏为师”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和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的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作为人民大众的道德示范群体而存在，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和支配性地位却未有些许的稍减。与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中国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与西方社会的同类精英相比也毫不逊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
1989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新人参与中枢事务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一来，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普遍地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
这个趋势，在1989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虽然如今大行其道的科学发展观也确实能起到某种纠偏的意义，但从遍及中国基层社会的众多地方官执拗地采用杀鸡取卵方式追逐经济利益依然无法遏止的现象来看，所谓“科学发展”究竟能否变成未来的中国发展思路，尚依然有待大量事实加以确证。
严格地说，中国最近20多年的发展思路，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式的发展只信任和依靠无法量化的人民大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及其传人的发展，则放任和倚重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的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相比，不遑多让。
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的官僚精英主要的利害得失算计，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乃至对上意的揣摩拿捏分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一如传统中国社会的旧式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科技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头等位置和第一利害加以考虑的旧官僚。中国的官僚精英整体并没有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意义上的进步和改变。
人是制度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出产什么样的人。而具有中国独特底色的官僚体制，会出产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精英，则顺理成章。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生存状态，其实是高度因袭的传统中国政治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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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
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
要想正确地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意识。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爵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160多万元。无法不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不二法门和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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